其实，上述关于建立普遍语言的世界主义社群的梦想在19世纪已经破灭，但是寻求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思想前提及“进步主义”期望却未曾减弱。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曾在此前提上展开自己的世界主义的规划，不过，随着20世纪末叶共产主义体系的解体以及民族主义潮流的涌现，这样的规划和前提也变得分外可疑。
　　我们认为，以启蒙的普遍主义思想进路与当今全球化浪潮进行对接不仅找错了方向，而且会带来相反的后果。这一全球化理路一方面会造成对少数群体权利和特殊身份认同的强制性剥夺，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为对民族国家主权进行干涉甚至殖民提供借口。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新的时代精神状况，采取启蒙思想的另一条进路，重新界定全球化的内涵。
　　这也就引申出对全球化的第二种阐释理路，在这一思想理路中，全球化乃是对抗仇外主义、孤立主义、原教旨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有效手段，它致力于消解全球背景下的非正义和不宽容，反对穷兵黩武和大国沙文主义，其中蕴含着对人权的普遍尊重、对开放社会的需要以及对国际法的遵守，在这里，启蒙精神、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思想理路可以相互合作来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
　　与启蒙思潮中的公共理性和个体自主性相呼应，全球化的新内涵实质是以“差异”和“承认”的政治观念为前提。这种“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立足于当代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不寻求普适性的语言和文化形态，更不会消解各民族国家的自主权利，而是在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相互理解和交流，从而构造一种包含特殊性的、异质的民主政治模式。哈贝马斯致力于这种超民族国家模式的建构，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并没有违背个体平等自由和取消特定民族身份的思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