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社会化：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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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p;…而体制中另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一个中国原则认知系统的建构，作为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基础。”台湾学者陈光辉、蔡奇霖也认为：“我是‘中国人’在解严前是这个问题的‘标准且安全的答案”’，而“解严后的自我认定都是朝着台湾人认同的方向变动”。另一个台湾学者王尧钧做这样的评价：“在经国先生开放大陆探亲之后，台湾多数居民对自己中国身份的持有仍然表示认同，且不因持有而感到焦虑。直到90年代，继任台湾政治领导人的心态带动了新一波政治意识形态的转换，从此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歌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高唱‘自由’的本土电视台……此刻，拥有中国身份认同者，反而成为奸类，必须大肆加以鞑伐。而诛灭异己只为了巩固那摇摇欲坠认同的结果，遂造成不同身份认同者之间交相指责，彼此攻扦，人人唯恐成为诛杀对象而不安，社会于是呈现歇斯底里的疯狂病态。”这里必须指出，台湾民众多年灌输的国家观与大陆民众的国家观截然不同，台湾民众多年来形塑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符号与象征，这与大陆民众多年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观念有很大差别。从符号政治学的角度看，二者代表的符号不同，所指向的内在意涵也不同，在台湾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实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在大陆建设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二者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在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与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都不放弃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指向，这是国共两党在实现国家统一大业上的交集所在。
2 “解严”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在蒋经国去世后，有着“日本情节”与“台独”意识的李登辉上台，为了将国民党排除台湾政权的核心、巩固其个人权力地位，开始实行分化政策。也就是这种分裂国民党势力的做法，使得一部分持有强烈统一愿望的原国民党人分离出来另立新党。可以说李登辉上台后实行的本土化政策和分裂做法，开启了台湾本土化与“脱中国化”的肇端。两蒋时期台湾的“刑法第100条”是起诉、审判“台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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