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对商事代理的界定等基本理论出发，提出并论证商事代理具有营利、互惠、安全的企业经理人之代理和依商业习惯而产生代理效力的行为（如店员的代理） 纳入到商事代理的视野，因而对商事代理的界定不够全面。⑤笔者认为，我国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应当以对商事代理理论的深入研究为前提，特别是对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的区别做详细的分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商事代理理论框架。而在未来具体的立法中，我国应当采取二元结构的立法模式，即在《民法通则》“代理”这一章节中对有关代理的基本制度做原则性的规定，例举代理的总类，并且明确承认间接代理。而在商事单行法上则对商事代理的具体表现形式各自规定，如：在《合同法》中规定委托合同和承揽合同等商事代理，在《证券法》中规定证券代理，在《保险法》中规定保险代理，以及在《公司法》中规定公司经理人等等。这样就能在以民法为基础，以各个单行法为个例，全面的把握商事代理制度。

注释：

①肖海军。商事代理立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比较法研究。2006（1）。

②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2.

③李平主编。商法基本问题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411.

④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35，36；

⑤肖海军。商事代理立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比较法研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