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随着支出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同时，如果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某些地区具有更高的需求价格弹性，那么各地区间的比率也将存在差异。此外，除非地方财政能力完全均等化，否则统一的配套拨款(实际上为不同的地方政府提供了相同的价格)对贫困地区不利。实际上，即使收入基础完全均等化，也仍然存在着需求或成本方面的差异，要求将均等化要素植入配套拨款公式中。通过与收入水平相反的配套比率确定各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价格，有利于保证所有的地方政府，无论其财政能力大小，都能为其居民提供水平大体相同的某些(存在外溢性或具有特别的价值的)公共服务。因此，在特定的转移支付计划中，某一地区所面临的配套比例将随中央政府关注程度(无论是出于对外溢性或某项行为所具有的价值特征的关心，还是完全出于实施某项计划的意愿)的加深而提高，因地方期望程度(价格弹性)以及支持该计划所需能力(收入弹性)的降低而提高。
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鲜有配套补助方面的成功案例。原因之一是许多国家在确定配套比例时考虑更多的是再分配问题，而不是效率——贫困地区因为贫穷而得到更多帮助，而不是提高配套比率，以使整个社会提供最优数量的服务。此外，配套补助的应用要求对所需提供的服务水平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及对各种水平服务的成本进行准确而适时的评估，因而在信息方面的要求相对较高。再者，要想使地方政府能够对激励措施作出反应，还有必要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税收自主性。显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四)增强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
从根本上讲，一国的财政体制是由其政治体制和政治目标决定的。作为财政体制的构成要素，转移支付在很多情况下首先遵从于政治方面的需要，其次才是经济效率的考虑。从财权上看，转移支付使上级政府占有更多份额的财政资源，并使下级政府对之形成依赖。转移支付的份额越大，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影响力就越大，前者对后者的控制程度越强。可见，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规范和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减少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换言之，转移支付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还是中央政府用于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一项重要工具。但是，从经济角度看，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转移支付可能会导致某些损失。例如，出于拯救地方发展、为地方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中央政府可能会对某些经济上难以为继的地方政府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在该过程中，中央政府显然失去了一项重要的潜在工具，该项工具能够帮助其实现发展目标并引导资源进入缺口最大的地区。此外，当转移支付发生改变时还会产生重要的政治问题——由于赋予远比索取更容易被接受，因此很难将转移支付调整至中性的状态，通常的结果是转移支付总额在短期内有所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需要考虑的往往是如何使政治目标在不带来更大效率损失的条件下得以实现。换言之，转移支付应尽可能在增强中央政府政治控制能力与有效配置财政资源之间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

三、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制度环境约束

一个国家如何组织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地理状况、政治均衡、政策目标以及其他一些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各国之间差异较大。发达国家往往具有更为规范和正式的政府间财政体制，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所需采取的措施却经常与发达国家不同——这些问题往往伴随着政治上的不稳定性以及技术能力方面的欠缺。因此，尽管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些主要特征在各国间是类似的(例如普遍存在的纵向不均衡和横向不均衡问题)，但最为有效且可行的方案则在各国间存在差异，这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境况和由此而确定的目标。

(一)财政分权
作为财政体制的构成要素，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设计、作用和效应必须放在所处的特定制度环境下理解。在分权框架下，如果将地方政府视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代表其执行某些职能，或者相反，地方政府不仅执行而且有权决定某些事项，换言之，具有相当的地方自主权，那么转移支付所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印尼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分权模式中，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代理人发挥作用，委托人(中央政府)可以单方面改变与代理人(地方政府)之间既定的制度安排，以克服信息不对称以及与代理人之间目标不一致等代理问题。尽管财政自主程度——由地方收入筹集的地方支出份额——在各省份之间差异较大(从8％到70％)，但平均而言，地方政府自身能够取得的资源不到四分之一，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实际上由中央政府征收的地方财产税。中央政府拨付给省和地方的资金主要用于提高地方自主权和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旨在缓解由于地区间溢出而导致的无效率和均等化提供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与这些目标相符，印尼大部分转移支付的分配以公式为基础，但要求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央政府总体原则并用于特定领域。例如，用于改良省、区道路的特定拨款。该计划的设计目标是在全国提供最低标准的道路服务，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资金拨付公式与道路水平的欠缺程度和机动车注册指标(大体反映道路支出需求)成正比。地方对拨付资金的使用限于对既有道路的修缮和升级：新道路必须通过其他来源筹资且须经中央政府批准。
相反，在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是一种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委托人之间(并不一定是平等)的协商关系，政府间财政关系设计中的核心问题通常不是资源配置而是对政治稳定所产生的影响。在该框架下，中央与各州财政或管理权力的协调程度、国内市场的统一程度等事宜实际上是由各级政府在适当的政治(或宪法)领域内共同决定的，中央政府不能依据其政策偏好单方面予以更改。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政府间转移支付通常既具有均等化的特征又是无条件的。该模型最为贴切地描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地区均等化体系颇为完善的国家中央与省或州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可见，在转移支付问题上，考察结果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出发点的不同。然而，无论是更有效地实施中央政策还是提高地方自主权，设计合理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对于确保在公共部门决策中建立明确的责任界限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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