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压得中国人民透不过气来，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敌，以推翻三座大山为己任，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根本利益，它不遗余力地想要消灭共产党，就是想要中国人民永远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所以，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愈激烈，国民政府就愈要对共产党加紧镇压。而无数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在这种镇压面前不屈服、不低头，在政治犯罪的宣判面前不退缩、不后退，就在于他们坚信广大工农群众一定会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坚信中国革命必然会取得彻底的胜利，一个自由的新社会必然会建立起来。所幸的是，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向前发展的。
从犯罪学的视角看，凡是反对现政府和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是政治犯罪行为，凡是犯有这种罪行的人就是政治犯罪人。但是如果这种行为越来越为群众所接受，它就成为社会的正常行为，不再是犯罪行为。当它成为新社会的新秩序时，有人保留旧思想维护旧秩序时，他就会成为新社会的反常行为，成为新的反对政府的政治犯罪。[3]140 可见，犯罪概念是变化的，它千真万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二）财产犯罪
路易丝·谢利指出：“犯罪的增加，特别是财产犯罪的犯罪率的增加是唯一能用来表明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的一般标志。”[1]165 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期的犯罪状况，证实了谢利观点的正确性。这个时期，在中国的各种犯罪类型中，财产犯罪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而盗窃犯罪又在财产犯罪中居首位，增长速度也最大。这种情况与西方国家是一致的。比如法国，“所有的法国城市，不管其年代长短，都经历了盗窃罪的犯罪率的显著增长，这一点已为1831～1839年和1900～1909年间被起诉的盗窃罪上升23％所证实”。[7]43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盗窃犯罪之所以增长较快，与处于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极度贫困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和城市中的社会底层很难找到工作，他们是失业者，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得不常年在死亡线上挣扎。这些人偷窃，有的是为了填饱肚子，有的是为了还债，还有的是为了偿付医药费给病妻治病等。所犯案值一般都不大，有的只偷几个馒头，有的偷少许粮食和瓜果，也有的偷几件衣服，还有的只偷一个车垫，案件本身就带有贫困的特征。很多案件证明，是社会的变化把他们推向了犯罪。过去，他们在农村遇到困难，有家人族人管，亲戚朋友亦可帮忙，以渡过难关。到了城市，遇到灾难，社会上没有任何机构和个人救济来帮助他们。没有办法，只能以身试法。
盗窃犯罪增多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市环境使那些刚到城市的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低于其他城市居民而感到自己被剥夺，从而激发起以非法手段来进行补偿的犯罪行为。而且，城市比农村有更多的机会刺激人们享受的欲望，各种各样的诱惑又很多，因而很容易因为无力达到享受的欲望和满足诱惑的欲求而失去适应能力，从而造成盗窃犯罪多发。“犯罪不仅为了弄到钱去满足个人欲望，也是犯罪者对于商业城市中吃喝玩乐的生活非常羡慕而无法能够享受到的矛盾的表现。”[3]78
盗窃犯罪增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差别交往的形成。随着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愈来愈广泛，其中有些交往对人们的生活起着积极的作用，而另外一些交往则可能对实施犯罪行为大开绿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有可能交往各种各样的人，这就导致差别交往的形成。从农村到城市谋生的农民，社会交往的层次都很低，其中不乏偷窃犯罪行为的人或惯偷，一旦交往上这样的人，其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就可能在其影响和引导下，走上偷窃的犯罪道路。犯罪学的差别交往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是通过与别人的相互影响学会的。把犯罪的方法和习惯学到手的程度，取决于相互交往的深度和持续的时间。实践证明，不少人都是在与行为不端的人深度的和长时间的交往中，学会犯罪思维和方法，成为犯罪人的。

（三）有组织犯罪
谈到有组织犯罪，就不能不提到帮会。帮会，或秘密结社，是指那些按秘密宗旨或教义进行地下活动的下层民间团体。这种民间团体在我国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可以说，拉帮结派，入会结社，自古就有。凡是帮会，都具有非法性、神秘性、反社会性的特征。[9]227
所以，在历史上帮会与有组织犯罪是一回事。在现代，有组织犯罪无一不从历史上的帮会那里吸取适用的组织发展形式和经营运作范本，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化了的帮会。[9]244 由于种种原因，帮会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有人估计清代各种秘秘结社不少于三四百种。
早期现代化时期，影响最大的是上海帮会，其中又以青帮和洪帮为主。青帮原为清代漕运水手互助团结、维护职业、传授技艺的民间秘密结社。19世纪70年代，因漕运废除，运河两岸的水手、船工失去漕运职业，便大规模流入他们在漕运时期经常过往的、经济繁华的上海，青帮也随之在上海繁衍。洪帮原为“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19世纪80年代，该帮龙头江彭山在上海创设飞龙山，广招门徒，发展组织。其后，各地独立的洪门山头亦相继到沪扩大组织。流入上海的青帮和洪帮成员，大部分找不到固定职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上海职业流氓和乞丐队伍，从事盗窃、绑票、贩卖人口、勒索、走私等罪恶勾当。他们的帮会组织也逐渐与上海的流氓势力互相融合形成流氓帮会组织。
青洪帮的主要活动是施展黑社会犯罪手段，聚敛财富。政治上并无既定的鲜明见解与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方面毫无所图。要在华界站稳脚跟，获取利益，他们必须结欢军阀政府。而军阀政府欲霸占地盘，插足租界，尤其要走私烟土、牟取暴利，亦须借助帮会势力。因此，上海帮会势力与历届北洋政府均有勾结。如黎元洪任总统时，曾聘黄金荣为陆军步兵上校、待从副官；“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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