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的态度。毒品犯罪不泛滥才是怪事呢。
第三，传统文化起作用的结果。毒品犯罪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十分广泛。可以说，它在中国文化中有其特殊的功用。有些地区很长一个时期，吸鸦片是正常的习惯。那时如有一副考究的烟具用以待客被看作是很时髦的事。据严景耀先生调查，那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看病要到10里以外。由于交通不便，10里就是很远的距离了。而鸦片容易得到，能用来医病，人们自然以吸鸦片来治临时的病痛。而且，吗啡、鸦片价格较低，一个人生病了，别人愿意免费给他鸦片和吗啡，那时人们不知道使用那些毒品后患无穷，所以很容易染上吸毒的嗜好，造成毒品犯罪泛滥。
三、早期现代化与犯罪关系引发的思考
中国早期现代化与犯罪密不可分的关系，引发人们进行多方面的思考，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一）维护社会稳定：控制犯罪的重要前提
现代化对犯罪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可以通过相关的措施加以控制。正如路易丝·谢利所说：“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控制能够在某一重要时期减轻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这些控制对避免犯罪的增长要比对防止伴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来的在犯罪方面的变化更为有效。”[1]164 在早期现代化时期，我国在犯罪控制方面毫无作为，这是加重现代化对犯罪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时期，犯罪控制之所以提不到日程上来，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统一高效的中央政府，整个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
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虽然依照西方资产阶级政体提出了许多改革中国的措施，但是它的许多革命理想由于没有根植于中国社会实际，未及付诸实施即宣告流产，因而统一中国的大业远没有完成。北洋政府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统一政府，实际上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权力和资源仍然分散在地方和民间。军阀混战、国家分裂，当然无法承担起推进现代化的任务，更不可能考虑犯罪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共同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现了北洋政府所一直没有完成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为中早期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国民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但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无论是在组织机构，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它都与现代化所要求的政治共同体相背。在统治大陆的22年中，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主要依靠其嫡系部队和四大家族来维系。在意识形态上，它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实施的却是封建专制主义和西方法西斯主义。所以，蒋介石所建立的南京政府，缺乏现代化所要求的高效有力的机制。国民政府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和制度化，始终没有彻底实现。它的真正版图并没有超出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他各省实际上仍处于分裂状态。国民党内部不仅派系林立，而且政治上极其腐败，经济上又依赖官僚资本主义，强化国民政权对经济的干预，国民经济在它所统治的22年中始终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以民族抗战领导者的形象出现于国内国际社会，确实赢得了社会力量的广泛认同，但是它的本质决定了它一味强调独裁，实行一党专政，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所以到解放战争初期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实施犯罪控制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实施犯罪控制只有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政府权力集中高效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这是我们从这段历史的反向思考中得出的结论。
（二）社会矛盾加剧：犯罪增多的深刻根源
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传统社会里进行的。中国经济本身的二元化结构让这个时期的历届政府，包括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插手农村事务。南京政府的一系列农村改革政策，无法改变早期现代化冲击下的破产、兼并、高利贷剥削和劳动力散失等日益困苦的现状。政府所面临的难题是：如果重建农村经济，在中国战乱破坏、人多地狭、生产水平落后、市场分割、小农经济占主流地位的现实下，首先应该恢复农村秩序，恢复发展小农经济，想法稳定农民，即应该补上封建王朝消失后的中央政府在农村经济中的威信，阻止农村土地兼并现象，保持小农一定的耕种土地的权利，比如减租、禁止退佃，等等。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所依赖的现代经济体系，在理论上却要求私有化更彻底，完全赋予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利，以促进大土地所有者的生成。中国现代化启动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把农民整合到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之中。没有农民的革命、农村的改革、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南京国民政府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相反，它的经济新体系需要大批小农破产以获得大量廉价工人。当时中国的经济完全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下，大量农业剩余外流，工业资本积累不足，劳动力大量相对过剩。破产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因而造成农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南京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使得广大农民既难以真正参与现代经济，也难以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因此，其越是努力现代化，就越是造成两者间隙裂痕的加深，加剧社会矛盾。犯罪增多，正是这个时期社会矛盾加剧的根源性反映。看来不真正解决“三农”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犯罪的增多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应该说这是一个真理性的认识。
（三）文化变迁：影响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
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经济基础的巨大变革，由此造成文化上的巨大变迁。文化变迁的定义可以概括为：文化内容的增量或减量引起的结构性的变化。它主要研究文化环境诸现象的变化，如文化特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等等的演变。[12] 早期现代化时期的文化变迁十分剧烈，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产生了许多新型的文化样式，诸如白话文、新诗、现代话剧、现代小说、现代音乐等，对人的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是人本身所属的东西，是人与动物相区分并获得提升的标志，是人的本性的体现，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所以，人的各种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必然要受到文化的影响。[13] 正因如此，文化变迁对犯罪发生自然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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