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宣誓，当事人放弃了寻求新证据的努力而冒着对方当事人作伪誓的危险。”[4]为了保证宣誓的可信性，法国采取了事前和事后的保障机制，事前即为宣誓，旨在求诸当事人的良心，事后则是对作伪誓的人进行刑事处罚，以求诸法律。
依职权要求宣誓是法院把宣誓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方法，根据《法国民法》第1367条的规定，只有在请求或抗辩尚未完全得到证明或者请求或抗辩并非完全无证据时，法官才能够依职权要求一方当事人宣誓。这表明这种证据方法的使用要符合双重标准:一方面，如果事实已由其他证据证明，法官不能基于过分的顾虑而要求一方当事人宣誓;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没有证据，法官应当按举证责任的分配作出判决而不能求诸宣誓。
这一宣誓在性质上不同于决讼宣誓，对宣誓的证明力的判断属于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无论是当事人拒绝宣誓还是当事人作出宣誓，法官均可通过自由心证对证明力作出判断。
《法国民法》关于宣誓的规定对意大利的影响甚大， 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也在“证据”这一章中对宣誓作出规定，并且把宣誓分为决讼性宣誓和补充性宣誓两种。
2·《奥地利民事诉讼法》中未规定宣誓制度，但规定了“当事人询问”。该法第371条规定:“对于作出裁判有重要意义的争议事实的证明也可以通过当事人询问的方式进行。该证据调查的命令可根据申请或依职权作出”。该法规定的应接受询问的人的范围还包括法定代理人、破产财团的管理人、破产债务人等。对当事人进行第一次询问时，可以不要求当事人宣誓，但当事人可以要求进行宣誓。在不宣誓情况下进行询问，法院原则上应当询问双方当事人。在经过不宣誓的询问后，法院如果仍然未能获得待证事实真伪的确信，便可以命令当事人宣誓后接受询问，在宣誓前，法院还应告知当事人，注意真实陈述的义务，宣誓的严肃性以及作虚假陈述在刑法上应负的责任，并将告知内容记入庭审笔录。
对法院宣誓的命令，当事人可以选择宣誓后接受询问，也可以拒绝宣誓，甚至宣誓后不到庭，当事人宣誓后作出的陈述也可能与宣誓前所作陈述在重要问题上不一致。对上述种种情形，《奥地利民事诉讼法》既未规定作出宣誓的一方胜诉，也未规定拒绝宣誓或宣誓后拒绝到庭接受询问的一方败诉，而是把它们交由法官通过自由心证来处理，要求法院应当慎重考虑全部情况后对上述情况所产生的效果作出决定。
3·1877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沿袭罗马法的传统，规定了当事人宣誓制度，把宣誓作为补充性的证明手段。1933年修订民诉法时，德国决定借鉴奥地利的做法，用询问当事人取代当事人宣誓制度。与当时奥地利民诉法一样，该法明确地把询问当事人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方法。德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尽管当事人最了解待证事实，但他们与案件裁判结果具有最大的利益，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让当事人作为自己案件的证人，争议事实尽可能运用书证、证人等证据方法去证明，但有些案件却根本找不到别的证据，而在此情况下又不应当直接判决寻求法律救济的当事人败诉，与其排除询问当事人直接判决当事人败诉，还不如把通过询问获得的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方法[5].所以，德国民诉法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应由他证明的事项，不能通过其他证据方法得到完全证明或者未提出其他证据方法时，可以就应证明的事实申请询问对方当事人，法院根据调查和言词辩论的结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心证时，可以依职权命令询问一方或双方当事人。
德国民诉法也把对当事人的询问分为未宣誓情形下的询问和宣誓后的询问，并且把宣誓后的询问作为通过未宣誓未能获得心证时的备用措施。对当事人宣誓或未宣誓情况下所作的陈述以及当事人拒绝宣誓或拒绝陈述，德国法律也规定由法官通过自由心证作出判断。
4·日本于1890年制定了《民事诉讼法》，该法主要是仿照德国民诉法而制定的。日本旧民事诉讼法也在证据这一章中专门规定了询问当事人，并且把询问当事人作为法院经过调查证据而不能获得心证时的一种补充性证据方法。[6]但日本民诉法关于询问当事人的规定在四个问题上有别于德国:其一是未明确区分不宣誓情形下的询问和宣誓后的询问，而是规定法院决定询问当事人时，可以使其宣誓;其二是明确规定当事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不到庭，或者到庭后拒绝宣誓及拒绝陈述，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关于询问事项的主张为真实;其三是对已宣誓的当事人作出虚假陈述时，未设定刑事制裁，而是规定处以1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其四是规定了审判长认为必要时，可以命令由双方当事人互相对质或者由当事人与证人进行对质。
日本于1996年颁布了新《民事诉讼法》，新法在“证据”这一章中保留了“询问当事人”这一节，但与旧法不同的是，新法不再把询问当事人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方法，不再把法院通过证据调查不能获得心证作为使用当事人陈述这种证据方法的前提条件，而是规定法院可根据申请或依照职权询问当事人本人，按照新法，法院在听取当事人关于案件的陈述后，认为有必要，可以首先询问当事人本人，将获得的陈述作为证据。相应地，“询问当事人”在证据这一章中的顺序，也从原来排在其它各种证据方法之后，移到询问证人之后，现在5种证据方法的排序是询问证人、询问当事人、鉴定、书证、勘验。新法中这一节的其他规定，基本上与旧法同。新法除去询问当事人补充性的原因是，“由于最了解事件真相的是当事人，一开始便询问当事人有时是很方便的。因此，在实务中也采取首先询问当事人的方式”。[7]
（三）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1·1923年的《苏俄民事诉讼法》在证据一章中只规定了证人的陈述和书证两种证据，但前苏联学者大多认为，除了这两种证据之外，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还包括鉴定、勘验和当事人的陈述。克列曼认为:“原告人、被告人和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所作的陈述，是证据的一种，这种证据的特点就是，它是由对案件结局有利害关系的人向法院提供的。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使其丧失证据的效力，只不过这种证据需要更加仔细地审查并且需要把它和案件中的其他材料对比。”[8]1964年的《苏俄民事诉讼法》明确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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