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权利和义务。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前提，是必须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为诉讼的主体。诉讼主体地位是通过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来体现的，先有权利之对等，后有地位之平等。没有权利的对等，就不存在地位的平等。
国家追诉机关拥有广泛的调查取证权，以应对满足追究犯罪的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作为诉讼的主体，但是在强大的司法权力面前，仍然摆脱不了被追诉的境地。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从性质上而言，属于防御性的权利，律师调查取证权作为其中核心的权利，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成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利益最为有效的权利，也有助于其他权利的实现。据此，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失去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将损害控、辩双方的权利对等，从而双方的地位也就无法平等。
再次，从程序的参与性来说。程序的参与性，是指与裁判或诉讼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应当富有意义地参加到裁判决定的过程中来。程序的参与性是由程序的本质决定的。“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5]（p20）。因而参与性成为了程序公正的一种内在的品质，“一种法律制度如果不能保证当事人参加到裁判活动中来，就会使裁判的内在品质受到破坏”[6]（p43）。
证据乃诉讼之核心，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好的理由就是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前提下，被怀疑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相应地限制了人身自由，参与性也随之降低。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帮助他们获取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可以说，律师调查取证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富有意义地参与到诉讼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司法机关也概莫能外。律师的参与也有了另外一层的含义，即通过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来防止司法权力的恣意和擅断。此外，司法机关调查取证的秘密性，也无法保障它的客观性、公正性。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进行监督、制约，从而使诉讼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
综上所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程序公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点。没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辩护，根本无法支撑起以程序公正为理念的诉讼活动。
二
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是一种独立于其结果的判断。正如季卫东先生所言，“法律的重点不是决定的内容、处理的结果，而是谁按照什么手续，作出决定的问题的决定。简单地说，程序的内容无非是决定的决定而已”[5]（p21）。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对诉讼的结果置若罔闻。诉讼因利益冲突而开始，经过法定的程序处理后，无论好与坏，总是要有一个结果。西方多数学者认为，程序公正是刑事诉讼过程的一个独立的品质，它的存在、产生与诉讼的结果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受自由主义思想浸润的西方社会，并未引起太多的争议。但对于我国公众而言，诉讼结果所体现的社会意义，更胜于其法律意义。有罪必罚已成为一种历史的惰性，使得我们关注诉讼的结果，更甚于诉讼的过程，认同结果好，什么都好。也正是基于此，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设定，更多的是出于对诉讼的结果公正的考虑。因此，有必要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之于诉讼结果的影响，作进一步的说明。
诉讼的结果，是指在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根据法定的事实和理由，对案件作出的终局性结论。法官是对诉讼结果的惟一裁定者。审理前的排除预断原则，审判中的对抗式审理方式，使判决的结果只能产生于法庭的审理中，但决定判决结果的却是证据的收集。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刑事辩护律师”德肖微茨，以其亲身感受证明了这一点，“案件的胜负决定于开庭前的取证，而不是法庭的辩论”[7].
控辩双方向法庭所提交的证据既有统一，又有对立。虽然二者都指向了案件的事实，却有着明显的差别：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固定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聚焦、放大被告人无罪、罪轻以及减轻、免除处罚的一面。与此相反，追诉机关应收集有利、不利于被告人的两方面的证据，但鉴于追诉机关具有维护社会安全的职责，因此在收集证据时，不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即突出被告人有罪和罪重的一面。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与司法机关调查取证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之于诉讼结果的价值比较复杂，既可能对查明案件真相具有正价值，也可能具有负价值。

（一）正价值
1.兼听则明。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抗和辩论更有利于查明事实的真相。辩论是查明事实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控辩双方对同一事实，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容易找出矛盾和发现问题。辩论的对象虽然是案件事实，但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却是证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的侧重点不同，在有罪与无罪、罪重与罪轻之间，形成一种对照，能够放大矛盾，查明案件事实。这有助于法官作出公正客观的判决，做到不枉不纵。
2.被告人的积极参与更有利于对诉讼结果的认同。惟有涉及利益的人参与到决定的过程中，才能对结果产生认同。这是一个古老的，且是一个恒久不变的原则。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实质上是被告人辩护权的延伸，它扩大了被告人参与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参与的质量。主要表现在辩护律师的专业和经验不仅能够有效地收集证据，而且能够最大化地挖掘证据的证明力。被告人的参与性强了，对案件结果的认同也会随之增强。“多数罪犯之将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看作是处罚自己的工具，但是由于辩护人热心地维护被告人的权利，反而可以使他们认识到，法律制度是维护他们的权利的工具。可能使罪犯改变其对法律以及对社会的态度”[8]（p31）。惩罚不是目的，通过惩罚来教育、挽救犯罪分子，使其回归社会，才是惩罚的最终目的。
（二）负价值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之于案件的结果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决定了辩护律师只注意有利于被告人的一面。为了使其在诉讼中显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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