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页。
[18] 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 mary gregor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14.
[19] ibid.，p.20. 如果我们假定康德的思想是逻辑自洽的，他此处所谓的“ morality ”应是狭义的，即指私人道德（“伦理”）。当然，从思想史上看，康德那里的“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只是隐含的区分，真正将“道德”与“伦理”区分开来的是黑格尔——尽管他明确强调“伦理”高于“道德”。参见前注17 ， 黑格尔书，第313页以下。
[20] [ 德 ] 赫费：《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95页。
[21] immanuel kant，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p.146.
[22] j.weinrib，law as a kantian idea of reason，in b.sharon byrd & joachim hruschka （eds.），kant and law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6，p.32.
[23] [ 德 ]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39页。
[24] immanuel kant，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p.24.
[25] j.weinrib，law as a kantian idea of reason，pp.32-33.
[26] [ 德 ]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569 、585 页。
[27] jurgen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trans. williiam rehg，mit press，1996 ，p.38.
[28] ibid，p.105.
[29] 同注26 ，哈贝马斯书，第606 、607页。
[30] [ 德 ]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版，第32页。
[31] jurgen habermas，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trans.ciaran cronin，mit press，1993，p.10.
[32] 哈贝马斯区分了“语义的普遍性”和“程序的普遍性”，并强调：“普遍性不仅仅可以理解为其规则形式的普遍性，而且也可以理解为其论证基础的普遍性，也就是获得一个特定法律规范或规范系统所要支配其行动的那些人们的主体间的普遍同意。” 参见童世骏：《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0页。
[33]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pp.160-162.
[34] ibid，p.17.
[35] “商谈原则”既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的首要原则，也是其商谈论政治法律哲学的基本原则。所谓“商谈原则”是指：“只有那些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人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都可能（ could ）同意的行动规范才具有有效性。” （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 trans.christian lenhardt &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 mit press，1990，p.65） 他在另一个场合将其表述为：“一个规范具有有效性的条件是：其符合每个人的特殊利益的一般性遵守所带来的后果和副作用必须为所有人接受。”（ ibid，p.198 ）
[36] j. habermas，between facts and norms ，p.121.
[37] william rehg，habermas‘s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an overview of the argement， in david m.rasmussen & james swindal （eds.），ürgen habermas vol. ii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301.
[38]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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