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到实务领域的较少,因此如使整个刑事法体系逐步吸收这些成果必须有强有力的基本法支持。

二、在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建构上采纳社会保险理论为理论基础
一般来说,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大体存在四种学说,即损害赔偿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社会保险理论与保护生活理论。所谓损害赔偿理论,其源于“社会契约论”,强调国家有保护人民的义务,况且国家独占犯罪处理权,因此应当具有维持安全、防止犯罪发生的义务,犯罪的发生是国家未尽其应有的义务,理应承担被害人因被害所受的损失。社会福利论是基于流行于西方社会的福利理论的影响,论者认为,国家的任务之一是应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体系,以改善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犯罪的被害人被视为弱势群体,社会应对他们提供救助,国家有义务提供对被害人的补偿,对被害人的帮助与照顾是社会福利政策应有的内容。社会保险理论认为,犯罪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现象,因而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存在遭受犯罪侵害的风险,因此由所有人承担因犯罪所带来损害的义务,对遭受犯罪侵害者予以补偿,是社会全体对被害人所承受的危险的共同分担,体现分配的正义。保护生活的理论认为,国家有责任对所有生活困难的人提供各种救济,但如果被害人的生活并未陷入困境,考虑国家财政情况与救助的必要性,国家可不予救助。简而言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宗旨在于解决因犯罪被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犯罪被害人的经济问题。
犯罪被害补偿制度以何种理论为立法根据,直接影响被害的补偿范围。采用损害赔偿理论,则只要发生犯罪事件,无论大小,国家均应对犯罪被害人予以补偿。如采保护生活理论,被害人未因犯罪被害而陷入生活困境时则无须提供补偿。而如采用社会保险理论,只要犯罪被害人符合一定条件,即可以申请补偿,不以其是否生活困难为条件。损害赔偿理论由于赔偿范围太过广泛,任何国家的财力均无法实现,因此没有被任何国家在立法时采纳。而保护生活理论与社会保险理论均得到相应的立法例支持,如韩国采保护生活理论支持立法,日本则持社会保险理论。
台湾地区现行《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4条规定,因犯罪行为被害而死亡者之遗属或重伤者,得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第11条规定,依法请求补偿之人,已受有社会保险、损害赔偿给付或因犯罪行为被害依其他法律规定得受之金钱给付,应自犯罪被害补偿金中减除之。可见,台湾地区的犯罪被害补偿制度采社会保险理论为立法理论基础[1] 。
法律在制定上的最佳选择是存在法的共识性认识与本国实际情况完美结合。各国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均反映本国立法时的具体现实。因此,我们在考察某个国家或地区具体制度时,必须透过其具体内容而深入分析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在某些法律制度上的安排,尽管美国、英国等法制化相对发达国家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但并不代表这些国家法律中的所有内容都可取的,那些法律总会存在或者与其本国现状有某种程度上的偏差、或者与我国的实际不符的情况。实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国家补偿制度采用保护生活理论。这使部分人可能认为有些发达国家都采取这样的原则,中国大陆地区在综合国力并不优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前提下也应采用保护生活理论。但笔者认为,恰相反,我们更应采取社会福利理论的观点。理由在于,与有些发达国家的大部资源存于民间不同,大陆地区大量的资源被政府所垄断,而且经过二十几年发展,国家财政积累大量剩余资金且犯罪率较低,因此目前大陆地区完全有能力承担这笔开支。

三、在法律中明确由国家建立犯罪被害人帮助机构
多数建立犯罪被害人帮助机制的国家采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构筑犯罪被害人帮助体系。多数国家选择以集社会力量为犯罪被害人提供帮助,政府仅在政策方面提供引导。以日本为例,日本民间在1990年成立“东京强奸被害人救助中心”、“性暴力救援支持联机”以提供性犯罪被害人电话商谈的协助。而后,又有1992年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犯罪被害商谈室”、1999年水户的常盘大学的“水户被害人援助中心”及1996年4月在大阪基督教青年会(ymca)内所设置的“犯罪被害人商谈室”,这些陆续建立的民间组织是提供被害人所需要帮助的主要力量。直到1998年,一个名为“全国被害人支持网络”全国性民间对于被害人援助的组织方形成,该组织成长甚为迅速,由成立时的8个组织,在二年后已增至17个组织[2]。
而台湾地区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29 条明确规定:“为协助重建被害人或其遗属生活,法务部应会同内政部成立犯罪被害人保护机构。”这体现了台湾地区对于犯罪被害人的帮助机制采用以政府主导而兼收社会力量的模式。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符合台湾地区的社会状况的选择。台湾社会自上世纪70年代向民主社会转型,虽经历二十几年时间,但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政府在多数社会事务中仍居强势地位,民间社团组织虽有所发展但仍不具备单独承载此项任务的能力。因此,台湾地区在这部法律中明确了政府在犯罪被害人帮助机制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建立官方机构开展此方面工作。
同时,我们注意到,我国大陆目前社会结构正从一直集中于政府集权的一元结构到“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的转变,社会力量开始逐渐成长。但在短时期内,大陆地区的强大社会力量无法迅速形成。因此,这一时期,很多事务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而犯罪被害人帮助机制也不例外。因此,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们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犯罪被害人帮助机制,由政府暂时组建机构投入资金、培训人员,待时机成熟时考虑更多依赖社会力量。

四、犯罪被害人补偿范围上的广泛性与吸收中国传统观念入法的特点
多数国家的被害人补偿制度的适用对象都与台湾地区相同,规定为因犯罪行为被害死亡者的遗属及受伤者本人,但可申请补偿的伤害程度则因具体国情不同而有两种做法,有限定为重伤的,如日本、韩国;也有不作限制的,如英国、德国。台湾地区基于政府财政能力及补偿必要性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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