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发展，这一切都要求改变政府的身份，重新对政府进行定位，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控权模式的提出正是源于经济改革的需要。那个时期，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还没有真正启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府对经济、社会仍有绝对的支配权，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远没有形成，公共行政仍以政府管理为主，国家行政无处不在，行政权力十分强大，对行政权的恐惧也是我们选择控权模式的主要理由。
控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选择。行政法学界在经历了初期的探索后，把行政法的发展锁定到了控权上。那时学界对行政法的认识还不深刻，对国外行政法制度的了解也很有局限，[7]对行政法制度的文化基础、价值功能、发展企业提起上诉的权利”扩大诉权的保护范围；我国承诺的司法审查范围为“1994年gatt第1条第1项、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有关条款所指的、涉及实施法律、法规以及普遍实施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决的行政行为”。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还进一步将其规定为“这些行为包括有关进出口许可证、非关税措施和关税配额管理、合格评定程序和其他措施”；“包括实施国民待遇、合格评定、服务的管理、控制、供应和促销，包括发放或者提供服务的或者其他事项的许可。”司法审查的范围大大拓宽。如果法院不能真正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复审权，更为熟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外国人很可能更愿意通过其本国政府直接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寻求救济，而绕过国内司法救济途径。而且，如果法院不能真正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审查权，这本身也可以构成不履行wto协定（因为议定书本身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其他成员可据此寻求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裁决。LOcALHoSt等等。
[9] 参见邱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