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平民的畏法忌诉、官员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废法等现象大量存在，[15]说明民众对公权力行为的传统观念至今还影响着民众的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运行模式，整个社会管理呈现为高度集中的行政化。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切，将所有社会组织纳入行政组织系统，又将每个公民纳入某一社会组织，形成了个人服从组织、组织服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此时，社会各组织与个人无独立性与自主性，形成了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国家、政府权力不容质疑和挑战等观念，这种观念也促使民众对公权力行为采取遵从的行为模式。那么，有限公定力理论主张民众对无效行政行为拒绝遵守并采防卫权等内容，不符合我国民众对公权力行为的观念及所采的行为模式。这点，就是倡导无效行政制度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16].
其次，从该制度的实际效果上分析。若该制度在我国建立的话，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及现阶段法治观念与人权意识的落后，一般民众将不会采取该制度来保护自身权益，公权力行使者一般也不会按该制度的要求来保护民众的权利，那么该制度将成为摆设。退一步讲，即使民众采取该制度来保护自身权益，公权力行使者也按该制度的要求来保护民众的权利，但由于该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上文已分析），在实际效果上可能适得其反。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有限公定力理论中“民众对严重明显违法行政行为可以拒绝遵守并采取防卫”等内容对我国“民与官”（民众与政府）间关系的传统观念的冲击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法治的进程与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但我们认为仅仅在观念上的冲击作用还不够，还应关注其实效性。同时，矫正“民与官”之间关系并非一定采有限公定力及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这一方式，完全可以通过“民告官”（行政诉讼制度）等其他制度来实现。
最后，从制度建设的成本上分析。有限公定力理论及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对我国内地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其需要规定无效行政行为的一整套制度，如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无效行政行为的效力、标准、形式等内容与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无效行政行为的诉讼时效、判决方式、法律责任等内容，但由于其实际效果不理想，从“成本收益”角度而言，不可取。
（二）选择完全公定力理论的理由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不选择有限公定力理论的理由，该理由也正是我们选择完全公定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除

此之外，完全公定力理论本身所具有的优势是我们最终选择该理论的主要原因。
1．完全公定力理论的界定。在论述完全公定力优势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界定完全公定力理论以作基础。完全公定力是指，根据法安性的需要，行政行为一经成立，无论是否含有瑕疵也无论含有何种瑕疵，均产生被推定为合法有效的形式效力。这种效力是对世效力，要求全社会对此尊重。行政行为的这种形式效力是假设的、相对的与不稳定的，其是否真正合法有效（即发生实质效力）取决于该行为的内容是否符合法的实质正当性（以是否符合合法有效要件为标准）：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虽根据成立具有了公定力，但由于其内容不符合合法有效要件而不发生实质效力，那么该行为将被相关的有权机关处理，最终否定该假设效力。公定力作为假设效力只存在于该行为成立到有权机关的处理之间的期限。需要说明的是，一个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符合合法有效要件是客观的，从该行为成立起就已存在，但由于对此的判断权在于相应的权威机关（不承认将此判断权给予一般民众），而相应的权威机关对此判断权的行使往往是在事后，故，出于法安性的需要才有了行为成立后到权威机关处理结果作出前这段期间的假设效力。
2．选择完全公定力理论的理由。
（1）完全公定力理论体系清晰、逻辑一致。行政行为的效力分为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两种。前者是出于法安性的需要而存在的一种效力，以行政行为是否成立而客观存在为标准；后者是出于法的实质正当性的要求而存在的一种效力，以行政行为的内容适法性为标准。那么，我们在逻辑上得出：一、行政行为的成立是该行为形式效力发生的逻辑前提，一个行政行为成立后将发生形式效力，不成立将不发生形式效力；二、行政行为内容的适法性是该行为实质效力发生的逻辑前提，一个合法的行政行为将发生实质效力，而不合法的将不发生实质效力。完全公定力认为，所有的行政行为一经成立，无论存在何种瑕疵，就发生推定为合法有效的形式效力。而发生了形式效力的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实质效力，应以该行为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的实质正当性来判断。法安性对应着形式效力，法的实质正当性对应着实质效力，体系清楚，逻辑一致。
（2）我国民众对公权力行为所采的行为模式与完全公定力理论要求一致。我国民众对公权力行为采取遵从的行为模式，符合了完全公定力要求民众对此的行为状态，为完全公定力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提供了社会基础。当然，从原因分析，我国民众对行政行为等公权力行为的遵从，并非出于公定力理论所蕴涵法安性等法治精神的自觉遵守与追求，相反是由上文分析的传统观念、历史原因及现阶段法治发展缓慢等造成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将此行为模式作为完全公定力在我国广泛适用的社会基础，并非肯定原先民众对公权力行为遵从的原因，也非将原先的“强权”以“公定力”代替来愚弄民众，而是法治要求民众对法律秩序自觉遵守与维护的需要。这就需要其他配套的制度来系统的完善，以达良法之下民众对公权力行为的普遍遵守。
（3）在我国确定完全公定力理论的成本低。由上文分析，我国民众对公权力行为普遍采取遵从的行为，为完全公定力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提供了社会基础。同样是遵从行为，我国民众是由于畏惧“官”（公权力机关、行为及行为实施者）而遵从，而完全公定力理论是出于对法律秩序安定性的需要而要求民众遵从。那么，将完全公定力理论适用于我国，我们所需要解决的是，将民众畏“官”之后的遵从或顺从转变为民众对法律秩序安定性需要之下的遵从。完成民众这一传统观念或心理的转变，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改变我国外在法制环境，如立法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执法与司法的公正等，简言之即“法治”。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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