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之不同含义可分别对应于多个商法基础术语，自然存在着“企业”替代传统商法术语的可能性。

在当今社会，“企业”的术语浮出水面，甚至有替代传统术语的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营业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营业规模日渐扩大，独资经营的实际地位有所降低，这是企业逐渐从传统术语体系中显形的重要原因。德国学者在研究物权法时，就注意到企业的财产属性，他们提出了企业财产权或类似概念，试图协调企业与物权法之间的关系[23]。企业是否具有财产属性，是否与民法所称财产或者物具有相似的品格，当然应引起关注。比较典型的看法是，企业是一种由多种财产形态构成的有机体，或称生产要素的组织。“企业在民法上构成一个由许多单项权利( 例如对每一个单个的物的所有权、对每一项受保护的发明的专利权、许多的单项债权，等等) 组成的混合体”。[24]换言之，企业是财产，却不是单纯的动产或不动产，而是动产、不动产乃至无形财产等的混合体或聚合体。

法国商法学者承认企业的财产属性，却不太重视商法向企业法的转型问题[25]。一方面，在法国，企业主要是经济概念，它有时指作为自然人的商人以及公司，有时也指生产单位，无论这些生产单位是商业企业、工业企业、手工业企业、农业企业抑或是自由职业[26]。另一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了以企业替代营业资产的主张[27]，但法国比较重视民法在调整财产关系上的作用，商法典规定的营业资产制度已部分地替代了企业的财产功能，从而降低了再造企业的需求。就此而言，营业资产与企业在主要方面是相当的，是否废弃营业资产而改用企业，主要是法律技术问题，而不涉及商法的地位问题。

笔者认为，“企业”可以替代营业或营业资产的基本功能，但完全替代营业还是存在一定困难的。营业产生于个体商人营业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主要展现了当代大规模、有组织的营业。在现代公司或大型商业组织中，企业和营业、企业财产和营业资产是相互匹配的。但是，小规模营业或偶尔从事营业的个人虽然承担了商法义务，其营业或营业资产却不带有明显的组织化特征。因而，在观念上，很难将营业或财产完全纳入企业或企业资产之列。就此而言，与营业或营业资产的传统含义相比，企业或企业资产的外延比较狭窄。采用企业法模式整合商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却可能缩小商法的调整范围。在我国，为了将个体工商户等纳入商法调整范围，防止其逃避更为严格的商法义务，可将个体工商户等作为企业之外的特殊情形加以规定。

( 三) 企业主或经营者: “企业”的主人

在“企业( enterprise”) 为客体的语境下，必然存在对应的法律主体，即“企业主“或”经营者“，它相当于“entrepreneur”( 英文) 和“unternehmer”( 德文) 。《德国民法典》之官方英文译文将“unternehmer”译为“entrepreneur”，“指在贸易、经营或职业活动中从事法律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具有权利能力的合伙”。《澳门商法典》之官方中文译文称其为“企业主”。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4 条，企业主或经营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也包括合伙，而不是指担任管理职务的董事和经理等。就此而言，境外商法上的企业主、经营者和商人具有相同的内涵。

究竟应将“entrepreneur”和“unternehmer”译为“企业主”、“经营者”，还是译为“商人”，应当考虑我国社会实践和多数人的理解习惯。一方面，无论称为“企业主”和“经营者”，它们都不像“商人”那样饱受社会的负面评价，更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是比商人更优越的称谓。另一方面，在我国语言习惯中，“企业主”主要用于经济学和日常生活。企业主是以企业作为定义元素的，在狭义上难以囊括个体工商户等经营方式。经营者既可以是企业的主人，也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主人，在表述和称谓上更为准确，我国法学界更容易接受经营者的称谓。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了“经营者”的术语，该法第 2 条第 3款还将其界定为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笔者认为，该定义是比较准确的，但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宗旨的限制，该术语的适用范围相对狭窄。若将其作为替代商人或企业主的术语，还需要民法或商法做出明确规定。

传统商法上始终存在“主体( 商人) —行为( 商行为) —客体( 企业或资产) —相对人( 交易相对人以及政府) ”的结构关系，在将“客体性企业”纳入商法后，将构建出主体( 企业主或经营者) —行为( 营业或商行为) —客体( 企业) 的逻辑对应关系。奥地利和澳门施行的商法体系，是以企业为中心展开的，而不是以传统的交易关系或商行为作为中心的。立法者将“企业”以及“企业主”或“经营者”纳入商法体系以后，不仅可以最终废止了商人的概念，还改变了有关商行为的商法传统规则。正是因为将“企业”纳入商法带来了巨大变动，许多奥地利学者认为企业法典是一部新起草的法律，而不是商法典的修改[28]。

企业主或经营者不仅是商人的观念替代物，还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它清晰地表明这种新型商法或企业法的思维逻辑: 企业是企业主或经营者运行下的财产或活动，企业主或经营者是经营企业的主体，企业是经营的物质依托。相应地，实质商法就变成了旨在规范企业主或经营者运营企业的私法规范。至于企业主或经营者与相对人之间发生的私法关系，若与企业主或企业运行关系密切者，由商法典或企业法典加以特别调整; 若与企业或企业运营关系疏远者，由民法典加以一般调整; 若涉及国家管制或干预者，主要由经济法或公法加以规范。

三、企业的历史解释: 从“客体性企业”向“主体性企业”转变

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立法机关高度重视市场主体立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立法成就。现行法律大量采用“企业”的术语，以“企业”命名的法律法规众多，企业已成为嵌入我国市场主体立法的重要概念，由此构成的法律体系几乎可称为企业法或企业法体系。然而，现行法律从未给出企业的明确定义，在实务中也难以找到妥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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