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成立但不生效，所以，由于这一行为未能生效从而使得其在实际生活层面很有可能不产生实际效果。也就是说，从未成年人做出这一法律行为到法定代理人是否行使追认权，这两者的处境是一样的——即使在是否行使追认权之时，追认权人也不可能在实践层面获得终究如何采取行动的认识前提。所以，其即使做出追认与否的决定，也还是对法律利害关系的凭空想象而已，而不是已经实际产生的利害关系——因为此时法律行为还未生效。而这一制度弊端在可撤销制度设计中根本不可能出现或者出现概率较低。
二是从作为交易相对人一方来说，效力待定制度同样也使其处于效力不确定的悬空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法律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格局，不得不在赋予未成年人一方法定代理人追认权之时，又赋予相对人一方撤回权。此所谓撤回权，即在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行使追认权之前，相对人可以撤回为成立该民事行为所做的意思表示。而这一法律制度安排在纠正了一种利益失衡之时，又缔造了另一种利益失衡——对未成年人的利益构成了新的威胁——与可撤销民事行为对有行为能力的相对人一方完全有效不同，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不仅对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方不生效力，而且对对方当事人( 即使是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对方当事人) 也不生效力。这样的制度安排，同样不利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保护，因而与法律设置非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制度相左。试想，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本应对其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其对方当事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时，法律则转而定其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并因此使该当事人有撤回其意思表示的权力——撤回权。所以，撤回权的赋予使原本目的在于保护限制行为能力的效力待定制度之实施利益，最终倾向于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对方当事人。因此，我们可以说，效力待定法制度之设计不符合限制行为能力制度之意旨。但这一制度弊端在可撤销民事行为制度设计中断无出现。
综上，我们得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制度有其弊端，这些弊端足以使得该项制度设计不仅不能实现其制度设计之目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有时反而有可能阻碍其利益之实现——已如上述。但这些弊端在民事行为可撤销制度设计中均可避免或者足以降低到最低限度。所以，将未成年人法律行为效力待定制度改造为可撤销制度，是笔者的向来的主张。[8]但更进一步的认识是，当我们沿着这一主张继续思考时，效力待定制度的外延将缩剩为“基于制度依赖的效力未定法律行为”。而当基于制度依赖的效力未定法律行为也可以被某项法律制度所替代的话，效力未定法律行为制度将不复存在，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在已经完成的研究基础上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基于制度依赖的效力未定法律行为
此所谓基于制度依赖的效力未定法律行为，即与无权代理制度和无权处分制度相连生的所谓本人( 在无权处分是有权处分人) 对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的追认权制度设计。由于无权代理制度和无权处分制度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以及尚有一些民事立法和学说研究只谈及了无权代理，我们在这里就只以无权代理制度为研究选项，看看其能否被改造为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当然，其研究之方法和研究之结论也同样适用于无权处分制度。
( 一) 对无权代理进行分类的标准
无权代理涉及三方当事人: 被代理人、代理人和第三人。其间，代理人缺乏代理权的客观事实是我们研究无权代理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关于无权代理的分类，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历来将无权代理分为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但对于这一分类的标准却含糊不清。（教科书一般认为，无代理权的人以他人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称为无权代理，以此为基础，又认为表见代理是无权代理的一种，由此使得两者的区别陷入模糊状态。虽然教科书大都在此基础上予表见代理以定义，但终因没有将两者的区别问题作为一个专门问题予以交代。）笔者认为，当以代理人缺失代理权作为无权代理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时，对无权代理制度进行分类的标准将既不会来自于所谓的被代理人，也不会来自于代理人。因为，在代理人缺失代理权的客观情况给定时，被代理人与代理人具有法律意义的因素都是作为无权代理制度的给定的基础条件出现的。因此，在无权代理内部，能够担当起对无权代理进行分类重任的，就只能落在相对人一方身上。那么，以相对人身上何样的因素作为类分无权代理为狭义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的标准呢? 我们认为，这一标准就是相对人的主观方面要素即善意与恶意。[9]
所谓无权代理相对人的善意与恶意，即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相对人对代理人无权代理的客观事实，在其主观上知之与否的一种状态: 善意，即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代理人无权代理的情况下与之为法律行为的情状; 恶意，即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无代理权的情况下与之为法律行为情状。（民法上的善意、恶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当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代理行为时，如果相对人主观上是善意的，也即依据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授予代理权的外观即所谓外表授权，致使相对人有正当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时，就构成了表见代理制度。除此之外，其余的无权代理情形则落属于相对人在恶意状态下的情况，即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没有代理权，仍与无权代理人为法律行为。对于前者，如果善意相对人主张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则被代理人即本人须对无权代理人为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负其责任;如果善意相对人不主张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则其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其法律行为，但此种情状下绝无法律赋予被代理人行使追认权的制度空间——原因之一是，追认权的设置与表见代理制度相冲突; 原因之二是，从利益衡量来看，被代理人的保护远不及善意相对人的保护重要。但对于后者，既然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而仍与其为法律行为，则其法律行为的效力发生与否就只能取决于被代理人的态度: 这个所谓的“态度”被传统民法解读为“被代理人的追认权”。但我们认为，其完全可以被解读为代理行为的“附条件”。
( 二) 对“被代理人追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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