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国的银行主导公司治理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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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司治理；银行主导；转轨国家；金融法
内容提要: 对转轨国家的主流研究文献认为，银行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对转轨国家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但从实施银行主导公司治理的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演化，以及就中国的实际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道路。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在中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使公司剩余价值（residual）最大化并得到合理分配，即如何实现有效公司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凸现其核心地位。众所周知，不同的国家与法律框架下，存在着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按照Demsetz与Lehn的经典理论，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通常是一个在不同企业间存在差异的非普适模式，即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而做出不同选择，集中的股权与分散的股权都是可能的选项。[1]
中国近年来在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问题上的态度多少还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个中原因主要在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创始人一股独大的治理模式始终没有得到明显改变（例如，各家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逐渐三年期满之时，非流通股的解禁行为仍然不被市场认可，而陷入了新的僵局）。世界主流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基于证券市场的模式和基于银行的公司治理模式[2]要在中国实现都颇有一段距离。但距离正是改进不足的理由所在，特别是在中国的公司治理现状并不尽如人意、效率有待提高、种种治理丑闻有待消弭的情况下。
对转轨国家的主流研究文献认为，银行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对转轨国家是一种合适的选择，这虽然本来是针对苏东国家指出的，但种种对基础制度环境的描述和理论，也未尝不适用于同样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至今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3]，主张银行治理模式的声音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始终都是存在的[4]。故而，正确认识这一公司治理模式的优势与不足，以及评估其在中国的可行性很有必要。本文的分析旨在说明，尽管银行主导融资模式有其诱人之处，但可能难实现。继续大力推进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及相关制度建设，在证券市场建设之道上蹒跚更为现实。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对自己正在走的道路有一个审慎乐观的评判，以坚定继续前行的信心。
二、一种重要的观点：转轨国家只能依赖资本集中提供人实现公司治理
按照Demsetz与Lehn的经典理论，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通常是一个在不同企业间存在差异的非普适模式，即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而做出不同选择，集中的股权与分散的股权都是可能的选项。[5]
但在转轨经济如何实施有效公司治理的问题上，似乎有一种压倒性（overwhelming）的观点认为：在这些国家，股权分散的模式是不可行的，而必须采用依赖资本集中提供人（银行或大额股东）的模式。[6]其理由主要在于如下几点。
首先，转轨国家的法律和法院体系往往难以有效保护外部投资者。公司内部引发的争议不仅可能涉及比较明确的、可以辨识的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行为，还往往涉及比较模糊之处，如关联交易中的非流动财产的市场价值、经理人在一项失败的经营决策上是否施加了“合理注意”等。而少数股东和外部债权人又一般不参与公司经营，故其权益保护高度依赖于法院系统的有效性，特别是对法条的弹性解释能力。因此，如果转轨国家的种种不利条件：法条的简陋和原则化，社会转轨失序时期层出不穷的新型侵害外部投资者的行径，以及旧时代过来的法官能力的低下或只愿意墨守成规，就会让广大外部中小投资者意识到巨大的代理成本的存在，从而失去投资热情，“重整前国有企业所必需的资金就很难从资本市场获得”[7]，最终损害经济的发展。
其次，转轨国家企业经理人造成的高代理成本需要强外部监督来缓解。转轨国家有大量企业的经理人员仍然是旧体制所委任的，这些人往往并非合适的经营者、企业家，而是依靠运气、与官僚机构的关系等而在位的。[8]他们强有力的控制着企业，却通常缺乏商业意识或技术素质，更不用说名誉感，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对他们监督不到位的问题。[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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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认为只有大股东或者银行这样的大规模投资者，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来防止经理人侵害投资者利益，以及督促其勤勉工作，从而保证投资回报。换句话说，为了确保良好的公司治理，转轨国家的企业必须实行一种“集中控制导向”的融资方式，不是从证券市场这样广泛和分散的渠道去融资，而是从相对集中的几个地方获得融资，即通过银行贷款和少数大股东。这样，主要的资本提供人将能同时对企业实施有效的监督。[10]转轨经济体的实际发展趋势也是似乎朝着一个“控制模式[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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