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国的银行主导公司治理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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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德国在惩戒不惩治的管理人员方面不比美国更有优势。所谓的集中持股在改善管理层角度方面的优势可能已经被它保护不称职管理人员的劣势抵消掉了。[29]
相比之下，“以股票市场为中心的资本市场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披露和自我交易控制，而以银行为中心监控力度常常弱一点”[30]。因为以股票市场为中心的资本市场可以提供更好的有关业绩和真实价格的信息，股票价格、股东的抱怨、分析师和金融评论中的负面报告以及监管者的联合力量可能会产生比银行的监管更多的纪律约束。如Gilson所言，美国式的体制对以股票市场为中心的外部监督机制具有开放性，使其可以快速应对经济环境中的变化。[31]
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中，承受住风险的国家与地区如新加坡、香港、中国台湾等都有着相当强的证券市场，这显然不是巧合。事实上，“公司治理措施，特别是保护少数股东的有效性，比标准的宏观经济措施更好的地解释了（货币）贬值和（危机中）股市下挫的程度”。[32]
发达的证券市场可以使公司更多地依赖外部资本而不是内部资本，从而得以快速成长并集中于单一的核心业务，实证数据表明，这比集团分散经营具有更高的效率。[33]
（二）银行主导公司治理的发达国家本身正在有所变化
日本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一度被认为相当成功且和当地状况相适应，该国也是个发达的、有着良好监管的国家，可银行仍然“容易遭受通过整体经济反映出来的信用危机和其他麻烦”，“银行坏账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34]。事实上，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银行部门出现了严重的坏账问题，使得主银行制中监管的核心机制瘫痪，监管功能减弱，“公司法在主银行时代对公司组织结构和融资潜在的限制，现在明显地制约了公司内部弥补治理真空的努力，严重地延迟了对公司进行生死攸关的重组”[35]。主银行不总是作为精明的外部机构来监督约束企业，反而可能为陷入衰退中的企业提供不必要的贷款。[36]造成银行和企业内部人联合起来阻止外部市场对企业控制权重新配置的努力。[37]故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公司治理体制发生了诸多明显的变化。第一，随着某些公司减少银行贷款，转而发行债券，主银行制的作用和范围发生了变化。[38]第二，随着交叉持股的减少和外国投资者所有权大幅增加，所有权模式也发生了变化。[39]第三，法律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日本1993年以来的一系列大幅度公司法改革均旨在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和加强对经理的监督[40]，而“为十年公司治理改革划上句号”的2002年公司法改革，则以引入外部董事、增强对管理层监管、允许公司对董事会结构进行选择为重要特征[41]。现在，企业可以运用股票期权，可以选择英美风格的以董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a board of directors and committee structure）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并在每个委员会中设置非执行董事，或是坚持其传统的法定审计人（statutory auditor）制度（类似于监事）。[42]第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为了应对变化，努力提高透明度，积极调整董事会结构。[43]以Sony等为代表的新产业公司积极实施了包括缩减董事会、引入外部董事、设立执行官等公司治理改革。第五，虽然许多公司没有改变终身雇佣制度，但是常规的全职雇员已经逐渐减少，某些行业里劳动力流动性也在增强。[44]有些企业调整了年功序列，更多引入了业绩工资。[45]第六，股票市场投资者日益多样化，在监督作用方面也越来越老练。一个活跃有序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正在形成。[46]
总之，在日本，银行信贷融资为主的局面逐渐被外部的资本市场融资或发行内部债券的方式所取代。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些改革的目的实际上往往是为了加强公司的集团化等，而非促进股东利益。[47]但笔者认为，正如这些学者所说的，“治理结构的选择是信号战略的一部分”[48]，由于外部形势已然改变，只要日本的公司仍然试图通过全球资本市场获得持续的竞争力，就需要淡出银行债权融资驱动的治理模式，而实现股东导向的股权融资模式。
德国虽然没有陷入日本那样的经济衰退，但诸如德国全能银行稳定了管理层却损害了股东的利益、阻碍了德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批评也已不罕见。[49]而除了德国内部的因素外，近年来欧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的建设进程也大为推进股东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无论是从公众持股量还是公众及精英对证券市场的积极评价度均有显著的上升。[50]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度也大大降低，交叉持股开始解散，金融机构正在增强其持股的流动性。[51]而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收购要约的第2004/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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