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金融监管哲学的转向及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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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管制或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理念开始盛行，使这一监管哲学逐渐发生了改变。次贷危机爆发以前流行的监管哲学的主要特点是，倾向于认为政府虽有必要进行管制，但往往也会发生种种政府失灵，从而付出过高的社会成本，降低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的效率。这种监管哲学进而强调，应该更多地借助市场约束或市场纪律(market discipline)来克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道德风险，相信在理想的监管制度下，被监管者由于担心过分冒险将咎由自取，会从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出发采取恰好符合社会利益的策略，因此，监管当局的责任和管制成本都可以下降。
在陆续废除了一系列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监管法规和条例之后，1999年底，美国国会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The 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取代了在大萧条期间确立的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离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The Glass-Steagall Act)，标志着这种监管哲学开始大行其道。负责这一法案的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明确地将该法案的通过看作是自由市场的胜利。在这一监管哲学下确立的金融监管制度，注重为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创新提供尽可能宽松的监管环境，旨在通过鼓励竞争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十年后，奥巴马政府提交国会讨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所传达出的监管哲学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提交的方案具有浓厚的强化监管的意味。此方案在分析了美国监管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全面和细致的监管改革建议，从而旨在恢复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保证金融稳定并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
具体来讲，方案提出的重要措施包括：加强美联储作为系统风险监管者的地位，授权它对所有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建立由财政部领导的、各家金融监管机构领导作为成员的金融服务监察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s Oversight Council)；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银行的监管机构(National Bank Supervisor)、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全国性的保险监管机构(the Office o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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