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金融监管哲学的转向及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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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趋向均衡，而此均衡会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第二，通过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同，市场原教旨主义为追求私利者赋予了道德品质。但是，如果金融市场并不趋向于均衡，私人利益就不会等同于公众利益。如果对之不加干涉，金融市场容易走向使社会分裂的极端。而给市场机制赋予道德品质就更加错误了。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公共利益可以通过允许人们追逐自我利益得到最好的实现，这就抹杀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区别。其结果不是完全竞争，而是裙带资本主义。有钱有势的人在享受他们的特权地位时认为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
索罗斯还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力图说明政策的正确目标是为了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保护市场免于管制。但这个论断是建立在错误的逻辑基础上的。并不能因为管制得不完美，就推论出无管制的市场是完美的。这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信念错误所在。
这些观点虽然鲜明而尖锐，但是他们提出后基本上没有产生社会影响。直到次贷危机爆发后，才出现了对此前流行的金融监管哲学的“普遍的认知危机”，而这成为促使监管哲学发生转向的基础性因素。可以借用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的理论框架，对这种认知危机的普遍性加以把握。
比较制度分析把参与者及其行动集合称为博弈的“域”(domain)，以此作为展开分析的基本单元。在“域”内，所有参与人在一个时期所选择的行动被定义为一个行动组合。把规定每个行动组合产生报酬分配结果的规则(功能)称为博弈的外生性规则。给定博弈的这些特征，每个参与人都试图使其报酬最大化。不过，最终结果不能由单个人的行动单独决定，每个参与人最优的行动决策取决于别人的决策。
比较制度分析关注六种基本的“域”类型，即共有资源域(Commons Domain)、交易域(经济交换域)、组织域、组织场(介于交易域和组织域之间)、政治域，以及社会交换域。这些不同的“域”既相互独立、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又相互联系、相互嵌入。一种经济可认为是由不同域——共有资源、经济和社会交换、组织和政治——的混合体组成的，其中有些相互重叠和交叉，有些也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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