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金融监管哲学的转向及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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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ational Insurance)，对所有银行和银行持股公司强化资本和审慎要求；全面实施对场外衍生产品，包括信用违约互换(CDS)交易的监管；加强对私募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的监管等等。
前后对比，“转向”不言而喻。此次次贷危机之后金融监管哲学的转向，恰好与大萧条后确立的严格的金融监管理念相对照，是对“放松管制”的潮流的反动，必将对未来美国金融监管制度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进一步的分析
上述简单的观察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既然此次监管哲学转向了主张加强金融监管，那么此前对加强监管就是不重视的。类似的印象还可能包括想当然地以为此次转向意味着要与以前的主张划清界限。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先看“转向”发生前的情形。可以从两方面说明，以前那种强调管制失灵、主张加强市场约束的金融监管哲学，并不是对金融监管不重视。
首先，早有研究指出，1980年代以后监管哲学偏重自由化，并出现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的倾向，并不是不要政府管制。其所解除管制的只是那些因金融创新而实际上已被规避了的、过时的和无效的管制条例，取而代之的不是管制的空白，而是一套新的管制条例，因此称之为重新管制(reregulation)更加合适。易言之，每一个被人们看作是解除管制的新法案实际上都包含着新的一系列管制规定。如“1980年取消存款机构管制和货币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在爱德华·凯恩(Edward Kane)1982年的文章中就被称作是“1980年再管制法”。此后美国的一系列被认为是解除管制的法案也都有相同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托马斯·卡吉尔(Thomas F.Cargill)和吉里安·加西亚(Gillian G.Garcia)在其著作《80年代的金融改革》中所说，“解除管制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存款机构今后将在毫无管制的环境中生存，管制部门是政府的永久性的组成部分，管制者决不会放弃管制。”“&helli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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