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廉洁制度的创新完善与路径选择

　司法不廉的基本形式是司法权力与金钱或其他利益的交易。法官执掌国家审判执行权，是易滋生腐败的高危群体，司法不廉对司法公信具有毁灭性破坏，制度创新是实现司法廉洁的重要保障和根本动力。
　　一、司法廉洁制度架构的基本前提
　　制度架构存在一定的理论预设，在制度体系中起着逻辑起点和理性支撑的作用，决定制度架构的基本原则及具体结构。
　　(一)基于法官身份二重性：以“零容忍”的制度安排增加不廉成本
　　从社会存在及社会分工来看，法官具有二重属性：既作为社会普通一员，又是从事司法裁判活动的特殊群体。以人性本善论评价，国家审判公权行使者和社会组成细胞的个人，两种身份应当泾渭分明。从人性恶与善存在不确定性的法治论基本哲学命题出发，由于个体行为由行为人意志支配，就潜存一种可能：实际运行的国家审判权，可能被具体操作者的个人意志干扰，从而偏离正常轨道。这种权力性质变异与主体身份混同，是司法不廉客观可能性的根源，也是不可回避的公权运行悖论。基于法官身份的二重性，制度设计应使法官成为廉洁的法官，穷尽方法做大“不廉成本”，切断不廉的念想和可能，使其不愿为、不敢为。“不廉成本”包括被制裁严厉程度的“惩戒成本”与被发现可能的“发现成本”。最高人民法院的“五个严禁”规定，很大程度体现了“高其成本，预防不廉”的思路。重庆法院的违法违纪“零容忍”理念、违法违纪行为“四个一律”规定、对违法违纪法官的“终身禁业”，均意含“司法廉洁没有回头浪子”的特殊规律。
　　(二)基于利益需求二重性：以“隔离带”的制度设计防止利益冲突
　　法官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利益需求的二重性。当公益和私利冲突，不得为了实现私利损害公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中央政策为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提供了政策支持。域外积累了一定的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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