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容还是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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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从研究范式、语境的社会符号学构成、语言功能观这三个关键角度来阐述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的融合性。
2．1 非亚里士多德语言研究范式
巴赫金和韩礼德之所以都将实际使用的语篇作为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都继承了可以称为“非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哲学传统。众所周知，将语言看成是规则系统，根据词语的句法位置将词语归入不同的范畴，将基于逻辑的语法同修辞（或诗学）区分开来，这些至今仍然统治语言研究的“不二法则”在某种程度上都滥觞于亚里士多德。因此，韩礼德（2003:92-115）将继承亚里士多德传统的语言研究称为哲学语言学。在哲学语言学研究范式中，语言被认为是哲学的一部分，语法被认为是逻辑的一部分，语言的真实价值（truth value）被重点关注；在研究中人们强调类比推理，以规定性或规范性为导向，认为语言是规则，并且强调对句子进行形式分析，将合乎语法性作为最高标准，从而导致研究之理想化（idealization）程度非常
高——语言尽可能地被简化，以至于使用的例子几乎都是根据规则自造的，很少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研究传统经由中世纪语法学家和后来法国保尔-罗瓦雅尔（Port\|Royal）“唯理”学派传承到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并由乔姆斯基发展到极至。
韩礼德认为，相对于上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语言学研究范式，历史上还存在另一种模式的语言研究——人类学语言学研究范式。这种非亚里士多德的语言研究范式可以追溯到普罗泰哥拉斯（Protagoras）、柏拉图以及被称为诡辩家（sophist）的语言学家。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同的是，这些语言研究者将语言看成是资源而非规则，因而他们关心的是语言使用，是意义，而非真值。如果语言与真理有什么关系，也在于语言能否显示真理与其信仰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与亚氏哲学语言学高度理想化、绝对化不同的是，坚持这一传统的语言学家倾向于相对化、多元化；他们不对语言进行人为的“提纯”，因为他们承认语言的历史性、多样性以及异质性；从而在实践中，他们不会使用“人造的”例子去演绎印证语法规则，而是关注活生生的现实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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