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容还是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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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he configuration of semiotic processes）入手来研究情景语境对于语篇意义的决定性作用。情景语境的符号过程配置涉及三个重要变量，即语场（field）、基调（tenor）以及语式（mode）；这三个变量的不同配置决定了语篇的修辞结构（即语域（register）），并形成其概念、人际以及语篇意义方面的特点（Halliday，2003:196-7）。正是韩礼德将语域发展成为决定语篇意义的“社会符号配置”这一概念，使得他的追随者马丁（Martin，1992:ch.7）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巴赫金超语言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对接。马丁认为，正是由于语境的社会符号配置理论的提出，韩礼德语言功能的内部理论（intrinsic theory of language function）才有可能以语言使用的外部理论（extrinsic theory of language use）形式投射给语境。换言之，语境可以通过其符号配置（即语域）由语言来实现。
然而，马丁（1992）认为韩礼德将文化语境同情景语境之间的关系仅视为系统与例示之间的关系还过于粗糙。为了进一步将语境研究推向深入，他将巴赫金的体裁理论引入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境研究（尤其是语境和语言之间的接面关系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马丁从巴赫金关于广义意识形态的讨论中发现，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文化语境其实就包含在巴赫金所深入阐述的广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中（ideology），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已体系化的属于一个特定社会上层建筑部分的意识形态（如艺术、伦理、法律等），更不是更狭义上的资产阶级的“虚假的、被歪曲的意识”，而是包括“生活经历以及与之直接相连的外部（符号）表现的一切总和”；巴赫金将它称为“行为意识形态”（behavioral ideology）并且指出“我们理解的行为意识形态主要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心理’这一概念相一致”（Bakhtin/Volosinov，1986:91）。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在巴赫金的理论中已经中性化、扩大化或曰生活化了，因此认为它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语境相一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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