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容还是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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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继承的是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类学传统，将语言作为人们行为潜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来看待，强调语言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规则系统，从而致力于从生物体间的（即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语言（胡壮麟等，2005:6-9）。一般认为，巴赫金超语言学是针对索绪尔抽象结构语言学而提出的关注言语（parole）而非语言系统（langue）的语言研究模式。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类似于韩礼德，巴赫金也将索绪尔的语言观归结为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哲学观［当然，巴赫金使用的是语文学主义（philologism）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中①，巴赫金着力批判了索绪尔将语言看成是“一个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而忽略语境以及听（读）者积极能动的对话式理解对于言语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明确指出索绪尔这一错误做法是继承了统治整个欧洲语言学历史的亚里士多德语文学传统（ Bakhtin/Volosinov,1986: 71）。在巴赫金看来，索绪尔结构主义对于亚里士多德语文学传统的继承表现在将语言看成是一个共时、稳定的系统（以及相应将文学语篇也看成是封闭、自足的作者独白话语系统）（Gardiner，1992:34），因为亚里士多德语文学以及诗学将各种文学体裁看成被包含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之中，而这个具有系统性的和谐整体只包括正统文学体裁，而小说则是被其一贯所轻视的（Bakhtin，1981:5）。巴赫金之所以在其研究中给予小说语篇以中心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所坚持的非亚里士多德语言哲学研究范式；选择小说这一被亚氏“诗学－语言学”所轻视的体裁，在洛克（Lock，2001:76）看来，是因为“巴赫金认为小说语篇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超越了亚里士多德诗学所设定的界限，即它不具备亚里士多德诗学所规定的体裁特征”。同时，洛克（2001）还指出：“我们现在之所以意识到，启蒙运动以降的小说接受史其实是一部教条而盲目地遵从亚里士多德的历史，而这一认识的取得要归功于巴赫金。”因此，可以说同韩礼德一样，巴赫金也是在一种非亚里士多德范式中考察语言问题的；从而他的超语言学也坚持从社会以及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活生生的语篇（尤其是小说语篇），反对将语言看成是规则系统，并且强调语境对于意义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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