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容还是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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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理论联合体，给各类语篇的研究提供一个功能更为强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
3．语篇对话性：超语言学与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在学界，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一般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被人们所接收的。这主要是因为超语言学（尤其是它的核心思想——语篇对话性理论）主要是与文学语篇的批评与阐释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但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它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进入西方学者视野的：当克里斯蒂娃（Kristeva）于1960年代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介绍到法国时，那时法国理论界正值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型期。巴赫金的语篇对话理论经由克里斯蒂娃与巴特（Barthers）等人的阐释与发展，以“互文性理论”（intertexuality）的形式迅速传播开来。巴赫金对话理论因为强调语篇的“非作者专属性”、与其他语篇的互文性以及读者对其意义的积极建构性，成为后结构主义文论用以批判结构主义追求语篇中所包含的稳定客观意义的有力武器。巴特更是从巴赫金的理论中获取了与结构主义决裂的勇气，提出了“作者之死”的著名论断，从而将互文性理论发挥到极至（Allen，2000：61-94）。因此，可以说巴赫金的理论在西方理论界从一开始就与后结构主义话语联系在一起。
然而，不管巴赫金怎么强调语篇意义的读者建构性和互文性，他关于语篇对话性的理论构想以及大量的语篇批评分析实践（尤其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篇的语言特征的分析）表明，他并没有把语篇意义像巴特那样完全交给读者和与之构成互文关系的他人语篇。在超语言学理论中，作者、读者、他人语篇在特定的语境中构成了对话的三极，它们之间的动态组合决定了语篇的意义。除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的读者（表现在阶级地位、年龄、性别、文化教育、对相关主题的了解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在相同条件下会对同一语篇的意义有着不同的建构，语篇意义的动态性、未完成性与开放性还是一个历史概念——读者在不同语境（表现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中与作者以及语篇进行互动所构建起来的意义是不同的。然而，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某个特定读者对于语篇意义的理解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意义的构建并非一种“无政府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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