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煌与隐忧：法律史学六十年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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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任惠华《中国侦查史》(中国检察，2004年)、《明代司法初考》(尤韶华，厦门大学，1998)、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1988)等；宪法、行政法史方面，主要有：徐祥民等《中国宪政史》(青岛海洋大学，2002)、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1997)、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2007)、《中国行政法史》(张晋藩、李铁，中国政法大学，1991)，《中国古代行政立法》(蒲坚，北京大学，1990)等。
关于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如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1993)、曾代伟《金律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徐晓光《藏族法制史》(法律，2001)和《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贵州民族，2002)、范宏贵《少数民族习惯法》(吉林教育，1990)、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湖南，1995)、徐中起、张锡盛、张小辉主编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云南大学，1998)、乌力吉陶格套《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研究》(内蒙古大学，2007)等。而由张晋藩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已出版四卷(中央民族大学，2006，分别由高其才、陈金全、徐晓光、李鸣等著)。还有何勤华所著《中国法学史》(三卷本，法律，2000)等。一大批部门或专门法律史著作的问世，丰富了法制史研究的内涵，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为深入研究法制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二)重大问题的研究
法律史学近30年所取得的成就，还突出表现在对有关法律史重大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基础上所形成的成果非常之多。
多年来，中国法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律史学界围绕法律起源、法律儒家化、中华法系特点、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民间法、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关于传统中国法编纂体系，张晋藩提出“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观点，认为“法典的体例与法律体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混淆，也不容混淆，否则便会产生以此代彼、以此为彼的误解”。“那种从中国古代代表性的法典的体例与结构出发，断言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无疑是混淆了法律体系与法典体例两个不同概念所致。”因而指出：“中国古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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