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煌与隐忧：法律史学六十年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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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1987)，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1996)张仁善《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天津古籍，2001)、费成康《中国的家族法规》(上海社会科学院，1998)等著作。关于权、法关系，有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2004)等。
三、隐忧与反思
陈寅恪先生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一代之新材料与新问题。
任何学术总会有时代的印迹，但法律史学表现的似乎更明显。近年来，法律史研究者中的有识之士，多次提出法律史学的“危机”。梁治平提出：时下表面看上去繁荣的法律史学，实际上被“一望而知的套路、一成不变的方法、现成的结论、固定的表述”所充满[23s86。他还说，1980年代以来“主流的中国法制史著述，无论出自个人还是集体，也不拘是通史、断代史或是专题研究，大多具有教科书性质”可谓一语中的，乃问题之根本所在。刘海年、马小红也提出，“我们的欠缺，正是真正意义上的‘著作’，如今叫作‘精品’的欠缺，同时也是一种对学术慎重态度的欠缺”李力提出，法律史在研究成果上所表现的特点之一是，“六多”与“三少”共存。“六多”即：专著、论文多，雷同的作品多，粗糙的作品多，“法理化”的作品多，教材多，合著(编)的作品多。“三少”即：称得上“精品”的著作少，有个性的作品少，开展学术批评的作品少。
可以说，法律史学确实存在程度不同的粗制滥造，拼凑成文。有一个现象似乎说明问题，在某知名法科大学通用的教科书里，有关引述文献，错断、破句几乎随处可见，更有将“嘉靖”与“嘉庆”混而为一者；在有关整理出版的近现代法律史学家文集中，有的几不忍读，这种情况，即使有的知名专家也不能免。有的学术专著，错到几乎无法读下去的境地，粗制滥造成为风气。因此也就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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