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诚如台湾文学馆馆长李瑞腾教授所预言，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局面。在文学学术边缘化的时代，一个新的命题能够避免“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的沉闷局面，应该说差可欣慰。当然，更多学者对此概念采取了审慎的接受态度，愿意借助这样的概念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在众多有待思考的问题中，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命题，可以说触及了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深层要害，值得展开一番探讨。
　　一、新文学世界性倾向的本然意识
　　所谓新文学的世界性倾向，便是在国门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打开之后，中国文学家无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意识到并作出相应的应对，新文学在其酝酿、产生以及建设过程中，必然地包含着世界性因素的考量：积极意义上表现为对文学世界性的趋向与肯定，消极意义上则表现为对世界性因素的顾忌与排斥。世界性倾向的前提和基础是文学的世界性意识。中国近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重要区别，即在于它获得了相当鲜明的世界性意识，并将这种世界性意识传导给新文学的倡导与创造，新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区别，则在于将这种世界性意识发展或强化为积极的世界性倾向。
　　发动新文化、创造新文学居功至伟的《青年杂志》在创刊之初，便通过其主持人陈独秀之口表明，它清楚地意识到了世界性倾向的不可避免：“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这是1915年的事情，表明《新青年》一代精英对于世界性的趋向采取了积极的态度。wwW.YbASk.cOM这样的认识在那个时代很容易形成文化精英乃至政治精英的共识。1916年，孙中山在钱塘观潮，面对奔腾汹涌一望无际潮流，有感而发，题写了这样的旷世铭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于世界化的潮流选择了更加积极和进取的态度。
　　质之于文学，近代以降，文学革命和文学革新的话题，都往往与世界性因素的考量有关，甚至深受世界性因素的影响，为世界性的话题所激发或者激励。梁启超等人在鼓吹文学之于“群治”和“新民”的作用之际，常常借鉴世界文学的种种功能神话，将世界文学史话中近乎无稽之谈的故事当作一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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