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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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的是健康的文化和成熟的文学,鲁迅是否仍然会反对?答案是否定的。鲁迅与“五四”时代那一批启蒙主义者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这种世界意识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危机的基础之上,那就是唯恐将来的中国被世界挤出。中国要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文化竞争力,一方面须向世界文化和文学学习,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创造自己的优势,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显示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批判“送去主义”,却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放弃世界参与。其实,没有世界参与意识的人是无法倡导“拿来主义”,也无法获得世界性眼光的。 新文学倡导者和参与者有关这种世界性定位的龃龉,决定了他们远不可能达成共识。甚至在后来的文学运作中,有关新文学倡导的论争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如何定位新文学的世界性,如何确定中国新文学建设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幸好,新文学世界性的定向是明确的,于是其在发展运作过程中并没有因为定位认知的参差而影响其世界性因素的养成。在新文学发轫之后,介绍世界文学的热忱始终未减,几乎所有文学派别和文学社团都热衷于将世界文学而且是最新的成果引入中国文坛。这方面不仅有《新青年》时代陈独秀对“欧洲文艺”史料的系列介绍,胡适等人对“易卜生主义”的倡导;不仅有《小说月报》通过一个个专辑而显示的对于外国文学的专题性关注和介绍热忱;不仅有文学研究会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不仅有创造社、沉钟社等对外国文艺乃至西洋神话原型的热衷和借鉴,而且也包括《学衡》杂志社对欧美文学的系列性介绍和推重。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主帅,鲁迅的世界文学意识最为鲜明,也最为成熟。他一直将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纳,进而可能促成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当作努力目标,其中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议论应最具代表性。 1927年,瑞典科学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中国考察,期间与刘半农提及,拟提名鲁迅为“锘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力促其事,转请鲁迅的学生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的意见。当年9月25日,鲁迅函复台静农,非常谦逊地觉得自己“不配”:“锘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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