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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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化定位的激进文化倾向，与将世界文学和文化当作他者的参照物，始终保持中国文化与汉语文学特质的保守文化观念，两者的定位形成了巨大的理论落差和历史落差，其间构成的争持与角力，深刻地影响着汉语新文学的价值形态及其学术评价。
通常，人们将中国现代文学的阵营分为新旧营垒：新营垒倡导新文化，实践新文学；旧营垒强调旧文学传统，恪守旧文学规范，反对新文化与新文学。这样，不仅新文化运作初期的国故派、国粹派属于旧营垒，便是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有诸多龃龉的甲寅派、学衡派等也被划归为旧营垒。随着思想的解放，研究的深入，这种简单化的两分法正在面临着应有的质疑和调整。从单纯的文学进化论，甚至从文学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化角度看，甲寅派和学衡派的观点确实偏向于保守，然而从世界性的倾向而论，这批传统的捍卫者其实又并非顽固的守旧者，而是具有相当世界眼光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参议者；如果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不坚持他们偏激的立场，则至少可以将这些表面上的敌人视为稳健的同路人。
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世界性、开放性的角度审视这些一度被认为新文学的“拦路虎”的同路人角色，就能够纠正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倡导时期的诸多偏颇和偏激观点，使得新文化建设的统一战线得以历史性地扩大，同时也使得新文化的定位和新文学的认知显得更加稳健、全面。胡先骗在与新文化运动者商榷的时候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曾“寝馈于英国文学，略知世界文学之潮流”，但坚持认为白话无法替代文言，便利的语言与文化的语言不能硬性划分优劣，甚至于对于世界语的趋势也如此看待，认为“即如今日之世界语，虽极便利，然欲以之完全替代各国语言文字，则必不可能之事世。事实上，这些具有开放意识和世界眼光的批评家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学革新与世界潮流的合理之处，只是持有传统的、稳健的“利不十，不变法”思路，在文学改革和文化革命等等问题上呼吁采取审慎的态度。尽管这些批评家所操弄的语言是文言文，但他们或前或后都曾经使用过白话文；尽管吴宓等坚持用旧体诗写作，但他们后来也都凭借着外国文学和文化的素养融人了新文化的气氛之中。只有从世界性的视角才能真正确认，这些表面上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反对者，其实是新文化建设中的一股重要的参议力量。
在世界性的定向方面，新文学和新文化拥有了更加广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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