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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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力量，形成了更加稳便的统一战线。但在世界性的定位上，却出现了相当的龃龉。激进的新文化倡导者主张用世界化冲击甚至取代民族化，不仅文学创作要学习和模仿外国文学，而且文化观念，甚至语言形态都要放弃民族性而取世界性。如果说鲁迅的那番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多少带着对于青年“导师”们滥开“国学书”书单的现象的反驳和讥刺，则曾盛行一时的“全盘西化”论毕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世界化的文化定位要求。放弃自我，融人世界，是新文化和新文学倡导世界性观念的一个重要倾向，可以简称为世界化的倾向。自近代以来，这样的观点就相当有实力。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之论时，即认为中国诗歌的前途在于以欧洲诗法“易”之：既然中国“诗运殆将绝”，“今欲 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铄古今……”在戏剧革命方面，他也提出要以外国戏剧挽救中国的颓势：“欲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到了新文化倡导之际，将世界性定位为世界化的思潮更加明显，在“全盘西化”的理念基础上，极为激烈的言论甚至有废除汉字之议。
这种偏激的世界性定位即便在当时也备受质疑，完全不能代表时代的理性。甲寅派、学衡派等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侧位进行参议的观点，包括其中过于守旧的阐论，其实正是对这种偏激之论的矫枉的结果。他们的观点主张在世界性的潮势面前保持自己的优势、特征和价值基点，人文化地、温和地尊重和对待民族的文化遗产。学衡派文人指出，“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在尊重固有文化的前提下，他们对新文化运动仍表示首肯和支持。梅光迪甚至认为，从世界趋势而言，中国新文化建设具有不言而喻的必要性：“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但“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似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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