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鲁迅、胡适等在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初所秉持并阐述的新文学世界性意识，代表着那个时代最高水准的世界文学观，那么，由于战争的困扰，与战争相伴随的对异国文化的警惕与抗拒心理的作用，以及在重新锁国的情势下必然产生的关门自大心态作祟，世界文学观念以及相应的世界性意识便自然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重启了中国大陆文学界的世界意识，而在此之前，台湾、香港、澳门较早、较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被动地置于世界文学的巨大框架之内。台湾文学自1950年代开始就重续了1920-1930年代新文学的开放性和世界性余绪，经过乡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论争，重新确立了更加世界性的方向，在这里也较早启动了几乎与世界文学大势同步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香港文学、澳门文学由于天然的开放性，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则从未间断，世界文学的新潮也在这片相对狭窄的幅员内不失时机地激起过相应的涟漪。事实证明，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乃是在香港发生激荡然后在台湾造成轩然大波，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起点基本可以确定在澳门，然后波及香港、台湾。然而，无论香港、澳门乃至台湾与世界文学直接接轨的现代主义文学，都没能引起世界的关注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有效板块，其原因是，作为汉语文学主体的大陆文学没有能加入世界文化循环和文学潮流的运作之中，台港澳文学在政治定位、文化覆盖力的定量等方面都无法取得代表汉语文学的足够资格。只有到了中国大陆文学也已开放到直接面对世界文学，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连缀成汉语新文学的整一和强大版图的时候，近代和现代文学先驱者朦朦胧胧但又非常坚定地意识到的世界性关怀才可能实现。
　　先驱者设想过从各种角度将中国文学推进世界文学的宏大运作之中，包括最成熟的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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