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又指出：“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注：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载《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在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着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两种传统，主张在重视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因为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发生直接影响的，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近代传统。冯契所说的中国文化近代传统，也就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说的中国文化现代传统。按照这种传统观，要处理好国学与软实力关系，就不能只看到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意义，只强调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要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接上头，而且更要看到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意义，强调中国当代意识形态正是来源于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也就是说，处理好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一个处理好中国文化两种传统关系的问题，有一个通古今之变的问题。
　　在今天，这两种传统观都对探讨国学与软实力的关系产生着影响。而笔者认为，只有后一种传统观，才能为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提供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据。离开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只强调中国文化古代传统，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难以找到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据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当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论题时其实就已讲清楚了。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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