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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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保守为能事”
② (注：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载《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08、311-312页。)。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引入西方近现代文化来冲击和破坏中国文化传统：“吾人往时羡慕西洋人之富强，乃谓彼之主义主张，取其一即足以救济吾人，于是拾其一二断片，以击破己国固有之文明。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
②。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为21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认同和延续，以反对 “西化”、反对“反传统”为旗帜，形成对新文化运动及20世纪中国文化的否定性批判。按照这种传统观，要处理好国学与软实力关系，那就要求中国当代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特别是根据孔子儒家的理论，来一个根本的变换和彻底的改造，使之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能够直接接上头。
后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起，在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中，经历了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只有一种传统，而实际上由于鸦片战争后文化传统的转换与更新，存在着两种传统。主张这一观点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者，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注：(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在这里，他从中国文化的总体变迁上立论，指出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在鸦片战争后有一个更新问题。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为代表，构成了中国学术文化新传统形成的脉络。这些人物不是中国学术文化旧传统的代表，而是中国学术文化新传统的代表。40年后，冯契在对近代中国的哲学历史进行反思时，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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