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建设的要求，却实实在在地限制了理论的视野和知识的解释力及广延度，形成了法治理论和知识视角与社会发展事实之间不同轨的现象。特别是在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尚不成熟，理论研究资源较为集中地投入到各学科自身建设的情况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主题，往往要么被忽略，法学理论缺席于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要么在理论或知识上被切割，被管中窥豹地解说。因此，法治话语体系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让理论和知识资源投向或回归到社会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上，在诸如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的构建、基础性社会矛盾的缓解与处理、中国特色司法体制及司法运行机制的构建与完善、贪渎惩防体系的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基层政权建设与巩固、大规模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少数民族的法治地位以及民族问题的法治化处理与解决等方面，开放出相应的研究领域，形成相应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在保持“法理学—部门法学”的传统理论和知识建构与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以中国社会发展重大主题为轴心的法治理论与知识谱系。

第三，中国社会同质化程度降低的现实。一般说来，法治最适于存在和运用于同质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法律的一般性、普遍性、规范性等属性最容易在同质化很高的社会中得到展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同质化程度极高的社会，以至于直至现今一些西方学者仍然以此作为叙述中国问题的背景性因素。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的同质化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并且这已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趋势。社会经济的发展伴生着社会成员之间生活境况的严重分化，意识形态禁锢的打破以及文化的开放带来了社会成员观念的多元化和思想的空前活跃。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社会成员利益关系调整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引发了各阶层间、各群体间以及阶层和群体内部各种复杂且常常彼此冲突的社会主张与利益诉求。社会同质化程度降低的现实，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可以说，法治所固有的各种内在矛盾与紧张，如一般性与特殊性、普遍性与局部性、稳定性与适应性以及强制性与妥协性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都被一一放大了。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法治理论与知识既难以为当代中国法治现象提供恰当的解说，更难以为当代中国法治实践提供有效的导引，由此产生了从中国现实出发进一步审视法治的内在矛盾、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应有机理的现实要求

。自然，这也凸显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创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四，法治发展的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要求。保持法治话语的创新性思维还决定于这样一种现实：中国法治建设需要在不长的时期中完成法治长时期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解决。人类法治的实践显示，特定国家法治建设的全面完成，不仅需要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法治理想的启蒙到法治文化的培育，从法治自洽体系的构建到法治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适应。在此意义上，中国法治建设具有明确的阶段超越性甚而穿越性，中国法治建设从启步开始就面临着与具有悠久法治传统的国家相同、甚而更为复杂的问题，而应对这些问题的各种基础性积累都不是很充分，特别是“回应型法”模式所要求的社会成员普遍的法治信仰和自觉的守法态度、全社会明确规则意识以及高素质的司法队伍等，在当下中国社会都是相当欠缺的。在此情况下，如何既认清并承认我国法治基础性积累不足的现实，又满足法治超越性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法治话语体系创新的着眼点所在。

（四）保持开放性的话语姿态

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应始终保持开放性的话语姿态。从开放的向度看，主要包括向域外开放、向实践开放以及向未来开放。

首先是向域外开放。在向域外开放问题上，应当注意当下我国法治话语体系构建对域外法治理论和知识的需求与我国法治建设初期的一些差异。如果说我国法治建设初期对域外法治理论与知识的需求主要着意于法治意识的启蒙以及对法治基本原理和一般常识的吸收和了解的话，那么，当下这种需求则转变为对法治国家成熟的法治运作经验的借鉴。对域外理论与知识资源的借鉴和吸收主要应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实用工具主义法学的一些原理或思维方式。实用工具主义既是美国（事实上不限于美国）具有主导作用的法治意识形态，也是相对成熟的法治经验的理性表达。实用工具主义以社会经验作为法治实践的生命基础，把社会治理理解为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注重法治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而不迷信或局限于法律概念的抽象意义，以及把成本与收益原理、边际效用原理、外部性原理等经济学原理恰当地引入法治领域等理论或主张，对于解决我国法治实践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丰富和深化我国法治理论与知识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应对全球化趋势或要求的相关法律理论与知识。无论是已处于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之中，并且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进程中，法律无疑是各国参与利益博弈所不可或缺的武器。在如何运用法律主导或影响全球化过程、维护本国利益方面，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经验，因此，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与知识，不仅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把握主动的应有方式，也是我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保持必要的“接轨”，并践行国际承诺的必要举措。

（3）当代西方学者对法治现实问题研究的某些成果。西方法治理论由于有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当代成果更为集中地体现在一些对法治现实问题的研究，包括从现实出发对传统的理论命题及知识经验深入反思。这些研究成果视野开阔、主题丰富，以问题为导向，不拘于学科的局限，理论的延展性比较充分，同时由于这些研究指向特定的法治现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更接近于法治运作的真实状态，更具有经验积累的特质。借鉴和吸收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展我国法治理论的视野，深化对法治运作规律的认识。

（4）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和知识的研究和思维方式。与西方国家法治理论文献相比，我国法学理论成果在知识蕴含方面还有十分明显的差距，不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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