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些基层干部文化素质较低，工作方法简单，造成群众的误解，加剧了干群的对立。特别体现在税费改革前后，由于改革政策不配套，缺乏连续性，群众对政策理解不全面，少数群众对税费能拖欠就拖欠，软磨硬扛，一些拖欠税费至今仍未收回，群众强烈的从众心理，加大了农村干部工作的难度。二是税费改革后，乡村公益事业发展何去何从。其一，“一事一议”难以推行，民主理政任重道远。根据农村税费改革办法规定，取消村提留后，原来按农民人均收取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村内兴办其他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资金、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来解决，由村民大会民主决定。但从***各村委会实践中，“一事一议”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不是太讲民主，“有事难议”；就是不讲民主，“有事不议”。其二，取消“两工”，农村公益事业难开展。取消“两工”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对传统的农村集体公益事业建设观念和做法的更新。但由于在观阶段***农村经济还不活跃，农民还不富裕，少部分农民群众还不是十分理解，取消“两工”带来的负面影响己越来越明显。(1)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维修、管理难到位。据调查，***各乡镇每年用于渠道砌护、沟渠清淤、乡村道路维护、排渍等费用合计起来需要近3500万元．税费改革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要实行“一事一议”，并且每事每人不得突破10元限额，全县现有农业生产人口8.8万人，全部收上来只有88万元。这对于全县农村基础建设、维护、管理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由于筹工量减少，2006年上半年，全县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20万立方米，较2005年同期的55万立方米下降6396；乡村筹措投入小型水利工程建设资金18.8万元，较2005年的28万元下降48%。2006年上半年实行“一事一议”组织农民投工25万个，较2003年农民投工《5万个，下降80%。(2)村级集体公益事业建设费无着落．税改以前，***大部分乡村的公益事业主要是靠“两工”来解决。税费改革后，“两工”取消，农民对于集体公益事业不会再投义务工和积累工，必须支付工资给农民，一旦村组集体公益事业受损，谁来承担这笔“两工”工资?尤其对那些村集体经济落后的村来说，如遇到自然灾害、大面积农田水利设施损坏、乡村道路损害等，其维护整治工作量大，不是几个劳动力能够解决问题的，需要动用全组、全村甚至全乡的劳力。
难点之八：什么是新农村？怎样建设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认识模糊、有偏差，心存疑惑顾虑
“什么是新农村，新在何处?”，这是笔者下去调研基层干部群众最难理解的问题。对于这个新概念、新事物，觉得比较抽象，而且认识不统一。突出表现在：一些村组干部认为新农村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物，新农村应该是专指中东部农村建设，在西部落后农村地区建设新农村不现实；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对新农村的看法更是各执一词。有的认为新农村就是盖新房、铺油路，让农民住进小区，理解为新村建设；有的认为新农村是否又是一个小康建设；有的担心是走过场，难深入，难持久；有的认为新农村建设是否又是一件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还有部分人认为对于农业人口占到80%的***域来说，提出既要建设新农村，而又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消灭农村，实施以城带乡、以工带农，这两种说法是否既矛盾又对立等等。
新农村的标准是什么，怎样建设新农村”，这是笔者下去调研基层干部群众最大的疑惑。一些基层乡镇干部谈起新农村的标准是什么，在贺兰新农村怎样搞，很模糊，如何下手更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认为中央、区市仅仅出台政策，提出宏观概念，具体实施方案，以及实践中怎样操作依然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由于对新农村建设的概念不了解，存在思想误区，有80%的群众表示只要自己不出钱就愿意搞新农村建设，完全愿意搞新农村建设的仅占20%，畏难情绪，等靠要思想严重，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热情不高；有的认为缺钱、缺人，事难办……许多基层干部提及新农村建设，有热情，有想法，但谈到具体落实时，又害怕陷入前些年建校、修路上头压，群众骂，自己背债务，事后没人管的尴尬境地。“建设需要多少资金?资金从何而来?建设新农村需要多长时间”等等疑问困惑层次不穷．干部群众的这些心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农村建设既是一件太好事，又是一个大课题，需认真对待。
难点之九：基层政府的去留、职能转变与新农村建设如何实现有效衔接
无论是税费改革前，还是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组织存留问题一直是“三农’工作、农村体制改革和新农村建设谈论的重点。当前，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改革中，一些舆论把乡镇干部描绘得一无是处，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是乡镇干部造成的，他们只是收税员，压榨百姓的贪官，似乎把乡镇撤了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他们所做的还不都是为了贯彻落实上面的政策。当前的乡镇体制改革为什么很难推进，因为这次改革实际上是把权力上收，把改革的成本层层下穆，最后落到乡镇和农民身上，现在的乡镇政府则是赤手空拳，不光无法有效地实施自己的职责，连自身都难保了，他们戏言：“过去无法，干部有法；现在有法，干部无法。”税费改革以后，由于财力严重不足， 乡镇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乡镇工作靠的不是党性和科层制压力，而是乡村干部的私人关系，村干部是看在乡干部的面子上才去落实各项工作的，因为在村干部看来，乡干部现在也不容易。
乡村两级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目前以减负为导向的乡镇体制改革则弱化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在使乡村干部无法做坏事的同时，也做不成好事，笔者认为这与新农村建设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也是不理智的，因为农村人口的庞大，人口、资源关系日益紧张，弱势群体基数增大，社会矛盾突出，导致现在农村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弱势群体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乡镇政府退出的话，跟进的必然是家族势力和地方部分不健康的势力，这些现象在税费改革以后的一些乡村组已经抬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乡村组织，农民之间的合作简直比登天还难，再好的新农村建设方案都是一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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