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不强令捐输，一律按本计利，分期归还……”。（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第10、11、12页。）但实际上，公债发行时出现了强迫商民购买、甚至肆意勒索等现象，商民只有向发行官员进行贿赂以求苟免，购买公债的热情并不高。三次公债实际发行的4262万两，是否会改变社会民众原有的消费决策？在理论上，公债被视作政府调控社会总需求、化消费基金为积累基金的有效手段，居民认购公债的资金主要或全部源于本来打算用作消费的基金。但应注意清末公债发行时的一个事实：商民如果购买公债，往往挤兑钱庄票号，以致造成钱庄票号倒闭，引起金融混乱。据御史徐道琨奏昭信股票的第一个流弊就是银号钱铺倒闭：“中国市面流通现银至多不过数千万两，乃闻各省股票必索现银，民所存银票，纷纷向银号钱铺兑取，该铺号瘁无以应，势必至于倒闭，一家倒闭，阖市为之骚然。”（注：《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11，第13页。）如此看来，在清末，发行公债形成了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冲击，不是使储蓄存款减少就是使储蓄增幅趋缓。所以，清末发行公债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居民认购公债，没有改变其现期的消费决策，只不过是引起居民资产结构的调整。 四、公债发行的货币效应 在清末公债的发行阶段，公债对经济变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清政府的金融政策。 甲午战争之前，清朝地方政府通过旧式金融机构举借了多次内债。而到了清末发行这三次公债时，旧式金融机构无力承担以千万计的贷款，如在息借商款中，银号、票号贷款约占10％，昭信股票中明确记载由票号提供的贷款占5.4％左右，清政府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向民间募借。息借商款通过各省筹饷局、善后局等筹集，昭信股票则设专局办理，虽然规定“出入皆就近责成银行、票庄、银号、典当代为收付，不经胥吏之手”（注：《申报》1898年2月7日。），但州县以下之募款几乎完全依靠原有的征赋机构，因此清朝财政中的各种弊端也就在征借过程中层出不穷。（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351页。） 发行公债的技术条件是要有近代化的金融机关，有全国性的金融市场。有金融机关，才能通过公债吸收社会上的流动或闲置的资金；有金融市场，资本家或投资者才愿意把资金投资于购买公债，而公债亦才有可能当为“有价证券”而流通。中国人自己开设的最早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为中国银行前身的户部银行成立于1905年，交通银行（1907年）、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四明银行（1908年）等都是在20世纪的初期才开始设立。外商银行在中国的历史比华商银行要早三四十年（如汇丰银行1867年立分行于上海，麦加利银行为1858年等），但那都是为了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为了保障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勒索的外债与赔款的优先偿付。所以当时中国缺乏一个健全的金融体系，一开始中国发行公债的技术条件实在藐藐。1894年的“息借商款”发行时，中国还没有诞生自己的近代金融机构，所以发行、还本付息都由封建行政机关执行。1898年的“昭信股票”公债章程中出现了“……或交殷实号商代为领票，款存该号侯拨无误，……惟该号商须有各商号连环保结”，还本付息时“仍准殷实商号代持股票赴局代领……”说明已意识到了中介组织在公债发行、兑付过程中的作用，1897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与公债还没发生实际业务联系。但当“昭信股票”出现流弊时，当时的户部在奏疏中建议：“经由户部选择殷实商号数字，并现在官设之通商银行，将印就股票，发由该商号银行领出转售。以后每年还息还本，即由商号银行给发，其各处业经保结尚未领票者，并就近赴商号银行交银领票，转补户部……”这表明当时行政主管部门认识到了银行参与公债的发行、兑付可消除一些流弊，推动公债的发行。及至1911年“爱国公债”时“公债之募集及本息之偿付，均委中国银行代理。”（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页。）金融机构正式全面参入公债市场，成为国债市场中介机构。这一中介机构沟通了供需双方，为交易双方服务，其经营活动的成果，不仅促成国债的顺利发行与流通，还维持着国债市场正常的运行秩序，是近代国债市场的依托，同时，金融机构也凭借公债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国债“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3页。）有了银行，清政府就可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银行资金较为充裕，公债发行时就不会发生挤兑钱庄票号的流弊。 综上所述，清末公债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并不成立——在近代，赋税和债券融资是不等价的；认购公债的商民，没有改变其现期的消费决策，只不过是引起他们资产结构的调整；清末公债对当时经济变量的影响主要在于清政府的金融政策，当时行政主管部门认识到了银行参与公债的发行、兑付可消除一些流弊，推动公债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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