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了学术对话的错位， 影响了证据法学乃至诉讼法学的学科建设， 对司法实践也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些冤假错案的酿成， 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立法对证据含义的矛盾规定有关， 高亚雷发表在2005 年11 月30 日“法源网” 上的《正义之神为何蒙住双眼？——也谈佘祥林“杀妻”案》一文的分析可做例证。
[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第404 页。
[3]参见王汉清主编:《逻辑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年版，第36 页。
[4]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 新编）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148 页。
[5]参见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162 页。
[6]参见何家弘:《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 载沈德咏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 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291 页。
[7]参见何家弘:《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 载沈德咏主编:《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 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291、292页。
[8]参见陈胜法:《对诉讼证据概念的新认识》， 载2005 年8月31 日“中国法院网”。
[9]参见马志毅:《中美证据制度比较研究》， 载《外国法译评》， 1996 年， 第3 期。
[10]参见[德]clauss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 三民书局， 1998年版， 第236 页。
[11]参见李莉:《论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对证明力的影响》， 载《中外法学》， 1999 年， 第4 期。
[12]参见马志毅:《中美证据制度比较研究》， 载《外国法译评》， 1996 年， 第3 期。
[13]参见吴宏耀， 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 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 页。
[14]长期以来， 我国法院判决书的说理性比较差， 反映了与司法理性背离的武断作风， 引起了学界及公众的不满。所以， 近年， 最高人民法院一再强调各级法院判决书要加强说理性。
[15]参见宋世杰:《诉讼证据概念的科学表述及特征》， 载2005年5 月19 日“中国刑辩网”。
[16]参见闵春雷:《证据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 年， 第1 期， 第83 页。
[17]参见余茂玉:《事实信息理论: 证据法学研究困境之出路？——评〈刑事证据研究——事实信息理论及其对刑事证据的解读〉》， 载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局域网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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