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定，加之《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侧重于行政处罚的执行，对于与行政处罚截然有别的行政强制措施的执行也无明文。需要指出的是，《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劳动教养决定自作出决定之日起生效。”第五十三条进一步明确，“呈报单位应当在《劳动教养决定书》送达被劳动教养人员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将被劳动教养人员投送指定的劳动教养场所执行，并将《劳动教养决定书》、《劳动教养通知书》一并送达劳动教养场所。但是在被劳动教养人员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其本人及其家属、单位申请所外执行期间，被劳动教养人员可以暂不投送劳动教养场所。呈报单位应当在被劳动教养人员投送劳动教养场所执行之日起的七日内，将劳动教养场所签收的回执送原审批劳动教养的公安机关。”目前，除《公安部关于对强制隔离戒毒与劳动教养能否合并执行问题的批复》（公复字[2009]2号）对于劳教场所内同时对劳教人员采取戒毒措施有明确的决定执行期限规定外，实践中对于未被同时处以劳动教养决定的戒毒措施实施方面，决定机关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执法较为随意；行政拘留与强制隔离戒毒的并行执行方面，更是十分混乱，对于同时决定行政拘留而拘留所不具备戒毒治疗条件的，往往也是投送司法行政机关主管的强制隔离戒毒所而非公安机关管理场所代为执行。其三，既然法律没有明确限制规定，戒毒措施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自决定依法作出并送达，即产生公定力、拘束力、执行力，就具有对于相对人当然的法律效力，因此，认可戒毒措施的即时执行不仅不违背强制执行之本旨，而且恰恰反映了戒毒措施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的立法初衷，并且，由于《禁毒法》中关于强制隔离戒毒的规定属于特殊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规范行政强制措施的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的原则，也应优先于《行政诉讼法》以及未来《行政强制法》等法律优先适用。
综上所述，鉴于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行为的权力来源于禁毒法的授权规定，其实施戒毒措施的行为也系依法实施的行政职权行为，因而从监督对象角度看，即便存在外部监督的必要，其监督性质上也属于对于行政执法权的监督范畴。
二、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检察监督的理论及实证法依据
《禁毒法》实施以来，在禁毒战争中，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反映出不少制度层面的问题。由于国务院相关配套规范迟迟未能出台，业务主管部门大量的批复、规定充斥了强制隔离戒毒领域的半壁江山，《禁毒法》第四十一条授权国务院立法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设置、管理体制等事项，在国务院的漠视之下，实际已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担当，但再授权立法的固有瑕疵以及现有规章、规范性文件本身存在的越权立法问题和规章、规范性之间的矛盾，在以部门利益为主导的立法思路之下，与行政法治的诉求显得格格不入，更使得以教育、治疗为本的戒毒措施由于已经演变为“二劳教”而备受人权组织质疑。加快配套立法以求内部完善迫在眉睫，而常态化进行执法监督特别是创新外部监督机制更是势所必需。
（一）外部监督现状
在部分劳教所整体转变职能或增挂强制隔离戒毒所牌子的大背景下，虽然部分劳教所检察室实际担当强制隔离戒毒所的驻所检察工作，但检察权配置方面仍面临诸多困境。
困境一 法律依据的欠缺以某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例，系劳教所增挂牌子情形，截止目前，2009年三个月时间内，入所人员从无到有已达一千一百余人，劳动教养已无一人，派驻劳教所检察室由于受职责限制，加之已无劳教活动可言，检察监督方面无从下手。大胆探索之余，虽然劳教所检察室已经实际担负对于强制隔离教育、治疗活动的监督工作，法律依据的缺失问题以及流程制度方面的不甚明晰，使得法律监督的开展困难重重。
而就检察职能设置而言，“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检察权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国家权力出现，与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处于平行地位，从而不同于西方国家把检察权附属于行政权或者司法权的政体结构[8].从检察权运行现状看，目前涉及行政活动的监督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对于行政诉讼的监督，一般多以抗诉方式进行且为事后监督；另一种方式则是对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中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情形的，依据行政机关移送的犯罪线索或相关主体的举报线索，进行的监督，这主要是刑事司法监督，且不涉及对于行政权力本体的监督；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对劳教决定执行的法律监督。但这几种监督方式中，第一种方式行使条件严格，对象指向司法活动，而非直接指向行政活动的正当性、合法性，对于行政执法本身而言其监督效果是间接的。第二种方式刑事司法监督是当前法律监督的主要手段，但从现有的规定如《关于加强查办危害土地资源渎职犯罪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在查办渎职案件中加强协调配合建立案件移送制度的意见》《关于查处邮电工作人员渎职案件的暂行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关于建立案件移送和加强工作协作配合制度的通知》等规定看，其监督方式对于行政活动本身也是间接的；而就检察机关对于行政权执行的直接监督方面，劳教所检察则是检察机关直接进行行政行为监督的典型范例，但问题在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第五款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被认为是检察机关享有劳动教养法律监督权法律依据。而高检院也颁发了《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办法》，《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六十八条也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的工作，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行政监察机关的行政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但且不论《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规范内容并不涉及劳动教养的执行活动；而从已失效的《劳动改造条例》对于劳动改造的规定看，劳动改造与劳动教养也存在差异，因此对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与对劳动教养活动的监督也截然有别，换言之，检察机关对劳教活动这种行政权执行活动进行过程监督在实在法层面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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