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合宪解释规则并参照原则性规定全面判断审视检察职权内涵的必要性，实际上，而对于检察权的内涵与外延的厘定一直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之中，虽然高检院没有就强制隔离场所的派驻检察出具指导意见，但对于戒毒措施执行活动中存在的相关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仍然具有行使检察权进行法律监督的余地。这在《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和监督对象的规范性文件中都得到确认。《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一条对于检察建议的定义中已经明确将“促进社会管理、服务”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任务。至于检查建议的启动讲，只要符合第四条“提出检察建议应当有事实依据，并且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建议的内容应当具体明确，切实可行”的要求，就可以依法发出，而无需发案单位的行为已经经过司法机关、上级主管单位或发案单位自行确认违法。换言之，检察机关可以对行为本身的违法与否自行判断，而不一定以相关行为被确认违法为启动检察建议的前提条件。而从检察建议的实施对象看，《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检察工作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一）预防违法犯罪等方面管理不完善、制度不健全、不落实，存在犯罪隐患的；（二）行业主管部门或者主管机关需要加强或改进本行业或者部门的管理监督工作的；（三）民间纠纷问题突出，矛盾可能激化导致恶性案件或者群体性事件，需要加强调解疏导工作的；（四）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应对有关人员或行为予以表彰或者给予处分、行政处罚的；（五）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和劳动教养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苗头性、倾向性的不规范问题，需要改进的；（六）其他需要提出检察建议的。”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行政管理活动领域内的违法情况亦无例外。《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管理工作办法（试行）》第四十三条也认可了强戒人员死亡处理活动的检察监督，“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内死亡的，凭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经检察机关检验后，通知死者亲属、所在单位和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亲属对死亡提出异议要求司法鉴定的，由强制隔离戒毒所组织鉴定，鉴定费用由亲属承担”。《戒毒条例》（草案）第五十条（戒毒人员死亡的处理）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死亡的，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法医或者聘请医生作出死亡鉴定，经同级人民检察院检验后，填写死亡通知书，通知死者家属、所在单位和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家属不予认领的尸体，由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予以火化。”

事实上，检察机关也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其一，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能够弥补审判监督被动性之不足 .而且由于检察监督权不具备终局决定的功能，即能起到制止违法、预防违法，节约社会成本，而且不易产生权力滥用并对相关主体的权力、权利造成不可逆转的终局影响；其二，检察监督的外部性，能克服执行救济手段单一的弊端，并能保证对强制隔离措施执行监督的常态化和连续性。“目前，对限制或者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当事人可以向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这两种救济渠道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系统的一种内部监督，复议机关与被申请人具有行政隶属关系，其中立性与公正性容易受到质疑，且”复议不停止执行“；行政诉讼周期较长，当事人花费的时间、金钱、精力等诉讼成本较高，行政诉讼一般遵循”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法院从立案到作出生效判决之间的时间较长，可能法院的判决生效后针对当事人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已经执行完毕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专门法律监督，就无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由于检察监督是外部监督，具有中立性、即时性和权威性等特点，它能够兼顾公正与效率，能够取得较好的监督实效，且能够为当事人接纳。”[12]
三、禁毒法语境下的强制隔离戒毒所检察监督创新方式
笔者以为，赋予检察机关对于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执行的监督权力，即能弥补内部完善的短板，又能延伸监管的广度和深度，是较为可行的监督方式，但检察机关并非万能，检察权的无限扩张只会造成另一个极端，所以在对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执行配置检察权之时，一方面，应该尊重检察权构造的基本原则，因为“在具有基本司法构造统一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检察制度，在具有一类共同的职能、组织和活动特征的同时，遵循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坚持着不同的法治理念。这些差异性是我们推进检察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13]并且“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哪些职权，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既有某些共同的因素，也又某些不同的因素”“检察权内容上的区别，至少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第一，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第二，法制传统……；第三，本国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检察权的构造时，也应当充分考虑中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定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中国的国情。”[14]另一方面，应该严格贯彻限权的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力求权力限制与私权保护之间、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内部完善与外部监督之间的无缝结合，以达到检察权配置的初衷。值此《戒毒条例》起草如火如荼之际，为深入打好禁毒战役这场人民战役，笔者建议，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健全、完善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检察权配置。
其一，加强立法，制度层面保证强制隔离戒毒所检察监督的系统化、法制化、常态化。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内容包括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以及刑罚执行监督，权力作用方式上体现了国家权力之间干预与制约关系。其区别于党、政机构体系中的纪律检查、行政监察，也区别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检察职权；虽然目前检查监督的领域更多的为刑事诉讼以及刑罚的执行活动，但“监督所应具有的权威不仅仅来自权力的等级结构，而且来自不同权力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15]笔者非常赞同这样一种认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在人大权力之下行政权、司法权和检察权这三权也应该是平等制衡的关系，人民检察院除了可以对法院进行监督以外，还可以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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