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加害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时应考虑的因素
在把违法性的判定标准从过去的权利滥用论置换成了“容忍限度论”后，加藤一郎进一步指出，虽然判断一个公害行为是否违法的决定性因素是该行为是否超过了受害人的容忍限度，但终局性的判断却需要通过综合衡量受害程度和加害样态这些相关因素后得出。具体说来，如果前者的程度很严重，后者的样态即使不是那么恶劣，也应该给予赔偿。同样，如果前者的程度不怎么严重，但后者的样态如果很恶劣，也应该考虑给予赔偿。这就是所谓“相关衡量说”。具体到对具体案件的裁判，加藤一郎认为应主要考量以下7个因素：[23](1)公益性。加害行为如果具有公益性，那么受害人的容忍限度就应该高。也就是说，受害人应该承受比一般加害行为更大的损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益性可以成为加害行为的免责事由。在“东京都地下铁工程事件”中，虽然地铁工程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但它对附近市民由此受到的伤害不能免责。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即使地铁工程具有公益性，但其带来的损害因超过了市民一定的容忍限度而具有违法性，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因加害行为具有公益性，所以一般不支持受害人关于停止侵害的请求而已。[24](2)地域性。在工业区和居民区居住的人的容忍程度肯定是不同的，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应该考虑该因素。尤其是在噪音、震动等引发的侵权纠纷中，这种地域性因素对容忍限度的确定更加重要。(3)先住问题。先于加害者在某一区域居住的要比晚于加害者在此区域居住的受害者更容易获得赔偿。因为对后者来说，选择在有公害的地域居住，就表明其自认为可以忍受这个公害，而且这个地域的房价也往往会更低一些，在房价中受害者已经获得了一些补偿。唯须注意的是，很多公害污染并不是从该企业建立之初就有的，而是随着设备规模的扩大和新技术的革新才产生的。此时，判断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先住问题的时间标准应该是该污染开始出现之时。另外，入住时间晚于加害人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就肯定得不到赔偿，在侵害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应该获得赔偿。(4)受害者的特殊情况。这是指那些感受性特别强或者有特别情况的人遭受侵害的问题。比如，“名古屋事件”[25]中的受害人是一个每天都值夜班的人，那么白天的噪音污染对他来说就比一般人所受到的侵害要重。但是，作为原则，这些因素应该尽量不考虑，只需考虑这个加害行为是否超过了一般情形下普通人的容忍限度即可。(5)继续性。虽然是相同程度的侵害，但在这个侵害继续存在的场合自然比一次性的侵害更容易获得赔偿。(6)和公法标准之间的关系。公法对企业等设立的排污、噪音等标准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规制，如果加害方只要遵守了这个标准就可以免责的话，实在有些不妥。判断一个加害行为是否违法，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本的标准是对具体事件的具体考量。因此，即使加害方没有违背公法规制的标准，只要它的侵害行为严重超过了受害者的容忍限度就不能免责。当然，如果它的行为本身违背了公法的标准，那么自然具有违法性。(7)已经采取了最佳防范措施。加害方尽到了相当程度的注意，采用了到目前为止科技上最佳的防范措施，其可责性自然应该降低，受害人的诉讼请求也随之变得难以实现。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加害人可以当然地由此就能免责，这是在很多判例中已经确立的原则。法官在判决书中通常会说，因为加害者知道即使做了最佳防范仍然会带来损害，还去为这一加害行为本身就具有过失，但根本的思想却还是想让社会群体共同来承担科技文明所带来的公害。
总之，加藤一郎认为在对某个加害行为作出是否具有违法性判断时，应综合考虑上述诸因素，在全面比较衡量的基础上作出最后的判断。不过，在整个判断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受害人的容忍限度。
(三)小结
综上，加藤一郎所提出的“容忍限度论”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1)提出“违法性阶段说”，即并不是有了公害侵害受害人就能请求救济，而只有当遭受的损害继续扩大并超过一定限度时才可以主张损害赔偿；在所受损害继续扩大时，受害人才有权请求停止侵害。(2)强调用“容忍限度论”来取代权利滥用论在违法确定中的作用，把《日本民法典》第709条所宣示的故意、过失、权利侵害等要件一元化为受害者的容忍限度。(3)贯彻利益衡量论的精神，在裁判中主张“相关衡量说”。
三、“容忍限度论”的发展
“容忍限度论”自提出以后，在日本民法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时间成为日本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通说。但是，对其的批判之声也不绝于耳，[26]其中以日本大阪律师协会环境研究会发表的一系列倡导环境权、批判“容忍限度论”的文章最为著名。[27]面对这些批判，“容忍限度论”者积极回应，在批判与反批判中使自身有了很大发展，其中尤以加藤一郎的两位弟子野村好弘和淡路刚久的贡献最大。他们在继承、宣扬加藤一郎的“容忍限度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修正，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形成了新的“容忍限度论”。
(一)学界对“容忍限度论”的批判
1.批判的基础
日本大阪律师协会环境研究会对“容忍限度论”的批判建立在自己所提倡的“环境权论”之上。环境权既是日本民法过去所忽视的一项权利，也是创建新理论时的产物。其观点主要如下：(1)环境权是指市民享受良好的环境并对其支配的权利。它不仅是指人类维持健康的权利，还是人类追求舒适生活的权利。[28](2)环境权的性质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宪法的层次，环境权属于基本人权的一种，其宪法根据是《日本宪法》第13、25条；其次是民法、行政法等实定法的层次，相较于财产权更接近于人格权；再次是作为民法等实定法上具体的权利概念，具有排他的性质。[29](3)环境权提出的理由：一是环境破坏的危机，二是对人权的尊重，三是由对行政机关在处理公害事件上的不信任到对司法上的期待。[30](4)“环境权论”的法理基础在于：一是环境共有的法理，也就是大气、水、日照、通风等环境要素从来都是人类共有的财产；二是任何没有经过环境共有者的同意，就对该环境进行侵害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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