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该非财产侵害是否超过了一般人在此情形下的容忍限度来判断，是恰当且也无法回避的。[43](2)他们接受了“环境权论”者认为“容忍限度论”过多考虑加害行为性质的批评，降低了一些考量因素在评判违法性时的作用。比如，对于加害行为中的公共性因素，他们也和“环境权论”者一样，认为加害行为不能因其具有公共性就可免责。因为由行为的公共性所带来的损害不能让受害者一人承当，而是应该由社会公众一起承担。同时，“容忍限度论”者仍然主张在裁判时应考虑行为的公共性因素，目的在于确定如下原则：如果这个加害行为具有反社会性等负面影响，受害者容忍限度的标准就应该降低。[44]
“容忍限度论”者的上述转变被学界看作是向“环境权论”者的妥协。[45]另外，“容忍限度论”者还进一步强调过失和违法性都通过容忍限度作一元判断，并主张不论有无预见可能性都应认定加害者的责任。[46]这些变化，被日本学界认为是“新容忍限度论”的产生。
(三)小结
“环境权论”者对“容忍限度论”的批判迫使“容忍限度论”者所作的反思可概括如下：对于“环境权论”者通过赋予受害人以“环境权”而使受害人获得更好保护的做法，他们表示了赞赏。通过吸收“环境权论”中的有益思想，“容忍限度论”者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以使其能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在解释论上，作为一个新权利概念的环境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在根本上他们也仍然坚持“容忍限度论”的核心思想，那就是公害诉讼的结果必须要在对加害行为和受害事实之间的综合比较衡量中得出，利益衡量在整个裁判过程中是必需的。
从结果上看，尽管“环境权论”者对“容忍限度论”作了猛烈的批判，但这并没有影响“容忍限度论”在整个日本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中的通说地位。从判例上看，很少有法官在判决书中直接承认环境权概念，而是在判定加害行为是否违法时，大都考虑“容忍限度论”者所主张的加害行为的公共性、先住性、地域性等因素，最终通过综合衡量的方法得出结论。从学说上看，学界普遍认为“环境权论”虽然在尊重个人权利上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现代群居的人类必须要忍受彼此的干扰和公害的侵害，否则共同关系无法维持，社会生活无法进步。因此，“容忍限度论”者所主张的从加害方和受害方进行综合衡量的理论是值得肯定的，[47]“容忍限度论”仍然是当前日本解决公害侵权问题时的通说。
四、对我国民法学研究的启示
综上所述，“容忍限度论”是日本学者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新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理论，但该种理论的提出并没有损害《日本民法典》的稳定与权威。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日本学者在讨论该问题时，始终坚持并正确运用了民法解释论方法，通过对《日本民法典》第709条的细致解释，使这一新生理论如同该条的应有之义般地被自然提出，实现了法的安定与正义之间的统一。
事实上，用解释论方法讨论民法问题向来是日本民法学的传统。用日本民法学者铃木贤的话来说，日本“传统的民法学主要是讨论法解释，以解释论为主流”。[48]日本的法学教育十分注重对学生解释法律能力的培养。日本的民法学者不仅喜欢用解释论方法讨论民法问题，而且还热衷于对民法解释论本身进行研究，由此引发的三次法解释学论争，都对日本民法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49]解释论方法要求解释者在讨论民法问题时，要站在法官的立场上，在现行法的框架内，通过对现行法律进行逻辑推演，针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法律问题或纠纷推导出最为妥善、最有说服力的结论。[50]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既可以通过具有确定、调整甚至是创造规范功能的法律解释[51]实现成文法的与时俱进，又可因这些操作都被限定在现行法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满足法律的安定性要求。另外，由于这种方法坚持司法者的立场，日本学者大都热心于判例研究，从而实现了学术与实务之间的良好互动：一方面学术研究因此而具有实践理性的品格；另一方面，研究成果也易对司法实务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有学者将日本传统法学对民法解释论的重视，看作是《日本民法典》自实施以来历时一百多年仍未听到要对之全面修改的主要原因。[52]
与早期日本的情况相同，我国学者向来欠缺方法论上的自觉，很少有人在讨论问题时会意识到自己所涉及的内容到底是哪一种性质的讨论。即便如此，或许是因为我国法制尚未完备，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制定法律，学者们在讨论民法问题时，似乎更喜欢从立法者的立场出发，面向未来研究和思考最理想的制度，并据此或批评现有的法律制度，或进行具体的条文设计，因此而形成了我国民法学一直是立法论占绝对主流的格局。解释论的长期缺位以及立法论的不恰当使用，致使我国法学“通常对法条中使用的用语解释得不够清楚，甚至可以说几乎看不到非常严谨的名词解释。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法律有欠缺或缺陷的感觉，所以经常听到有人评论中国的法律不完备、不完善等等的抱怨”，[53]甚至是一部法律刚刚颁布不久，就会出现大量急不可耐的重新立法的进言。这种抱怨与进言明显与法律必须被尊重，[54]甚至是被信仰的法治要求相违背，往往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进而有害于我国法治的养成。此外，法学家们从立法论出发的研究方式也与法官、律师等司法实务家们主要运用解释论方法解决问题的职业要求不符，致使我国民法学的研究对审判实践的影响非常有限。[55]为改变这种局面，我国民法学研究应实现从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变。除了明确以立法为目的的问题讨论外，要坚持用解释论的方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讨论司法实践中产生的民法问题。为此，我国民法学者首先要增强法律方法论的意识，在讨论民法问题时分清所讨论的问题是解释论还是立法论；其次要加强对民法解释论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掌握用解释论讨论民法问题的正确方法。
以2009年底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为例，在该法颁布之后，学者们在讨论侵权责任问题时应及时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即便在发现该法有欠缺或漏洞的场合，也不应从立法论的立场出发贸然加以指责，而应站在法官的立场，在包括《侵权责任法》在内的所有现行法的框架下，推导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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