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全国律师协会还是各地律师协会，对于量刑辩护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都没有作出有针对性的努力。而上至国家司法部下至基层司法行政机关，都没有改革法律援助工作的迹象，更遑论在法律援助律师的量刑辩护方面作出统一规范了。在不少地方法院推行的量刑改革试点中，法官按照新的量刑程序进行量刑审理工作，检察官也提出了量刑建议，但辩护律师却既没有进行专门的量刑调查，没有收集和提出新的量刑情节，也无法提出有份量的量刑辩护意见，而只能在法庭上“随波逐流”，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进行质证和辩论。结果，公诉方提出的量刑建议每每得到法庭的高度重视，法庭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居高不下，也就不足为怪了。

量刑辩护之所以难以抗衡公诉方的量刑建议，之所以对法官的量刑裁决难以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首先，中国的刑事辩护率过于低下，总体上保持在30％上下，且考虑到中级法院的律师辩护率相对较高的情况，基层法院的律师辩护率就显得更低了。在大多数刑事案件没有律师参与的情况下，仅凭被告人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提出任何有实质内容的量刑辩护意见。其次，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那些被设置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之内的法律援助中心，一方面可利用的法律援助经费较少，给法律援助律师提供的辩护费用一般仅有可怜的数百元至一千元不等的标准，这与那些接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动辄获得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辩护费，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在客观上大大影响了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各级法律援助中心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的“事业单位”，其编制被行政人员所充斥，这些行政人员占用了非常宝贵的法律援助经费，加上法律援助中心对于律师的辩护活动并没有制定有效的辩护质量标准，于是造成法律援助质量每况愈下的后果。再次，中国大多数刑事辩护律师习惯于作无罪辩护，并将这种容易与公诉方形成完全对抗的形态，视为律师辩护的最高境界，而既不屑于也不善于作那种脚踏实地的量刑辩护。无论是法律援助律师还是接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一旦发现案件没有无罪辩护的空间，往往既不从事量刑调查，收集量刑情节，也不提出切实可行的量刑意见，而是动辄提出甚至重复公诉方案卷中所包含的那几个量刑情节，建议法院“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很多辩护律师在量刑辩护中既不收集新的量刑情节，也不对公诉方提出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核实，有些律师甚至就连最基本的阅卷、会见等防御准备活动都予以省略，而仅仅在法庭辩论中发表至为简单的“辩护意见”。这样简单粗糙的辩护对于法院的量刑裁决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8}。

201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试行的《量刑程序意见》，在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权提出“量刑意见”的同时，适度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根据这一“意见”，对于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量刑建议有争议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7]这一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规范文件如果真能得到切实的贯彻实施，那么，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的机会将会得到显著的增加。具体而言，被告人一旦不认罪或者作出无罪辩护的，法院就必须保证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面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被告人提出异议的，法院也必须保证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机会。当然，这一规范性文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刑事诉讼法所限定的法律援助范围，且法院遇有上述两种情况，只是“可以”而非“应当”指定律师辩护，其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性并不是很强。更何况，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法院没有为被告人指定律师辩护、被告人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的，所进行的法庭审理活动究竟是否违反法律程序，应否受到程序性制裁，这都是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即便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真如《量刑程序意见》所规定的那样得到了扩大，那些不认罪或者对量刑建议有异议的被告人最终获得了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这些被告人真的就能提出有效的量刑辩护意见，并对公诉方的量刑建议构成有效的制衡了吗？对于这一点，在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质量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笔者无法找到保持乐观的理由。

如果说量刑辩护的弱化会造成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成为法庭上的强势力量的话，那么，量刑程序模式的不合理设置，则更进一步地带来量刑建议压倒量刑辩护的问题。换言之，在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没有得到适当协调的情况下，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会使被告方的无罪辩护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其量刑辩护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在近年来的量刑改革试点中，最高法院迫于多方面的压力，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改革方案，对于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确立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程序模式。这一模式对于那些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并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对于被告人不认罪、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案件，却可能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按照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法庭审理保持统一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程序格局，在法庭调查中分别设置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两个环节，在法庭辩论中先后举行定罪问题的辩论和量刑问题的辩论，从而实现所谓的“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之中”。改革者没有采纳那种将定罪与量刑设置为两个独立程序的改革设想，认为这种改革设想太过超前，与中国现行的审判制度存在较大的矛盾，会面临改革合法性的质疑{9}。

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造成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交错进行，这必然带来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的效果相互抵销的问题。无论是在所谓的“定罪调查”还是“定罪辩论”中，那些不认罪的被告人肯定会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和陈述，那些作无罪辩护的辩护律师也会竭力提出无罪证据，强调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和法律意见，并会对公诉方的犯罪指控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针对这种旨在完全推翻公诉方犯罪指控的辩护意见，公诉方也会提出完全相反的公诉意见。而在随后交叉进行的所谓“量刑调查”和“量刑辩论”中，被告人却要提出旨在说服法庭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意见，辩护律师也被要求提出各种法定的或酌定的量刑情节，强调对被告人予以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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