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标准。政府不能因为“土地财政”需要而剥夺失地农民，也不能因为“钉子户”抗争而支付超额的补偿费用。
目前相关制度忽视大田农民的土地发展权，也应当予以改革完善。在大体坚持土地发展权国有的同时，需要在公共财政和预算方面进行具体制度建设，保障大田农民的土地发展权的实现。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制度，从已开发土地的发展收益中拿出适当的份额进行再分配，用于补偿那些没有征地机会的大田农民，正是他们的农业耕作为社会提供了粮食安全、生态效益、良好环境等公共品。也可以考虑在现有的农业补贴之外，专门增加一项“土地发展权补贴”，按土地面积进行发放。还可以考虑从“土地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的经费，作为农村社会风险基金，用来资助遭遇疾病、灾害、事故等亟需帮助的农民家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具体制度需要突破行政区划，在全国层面建立。中国是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单一制国家，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导致各地发展状况差异很大，聚集资源的能力相当不同，可以分享的土地发展增益有很大差别，只有全国性的制度才能保障各地农民公平享受土地发展增益。当然，这涉及复杂的中央地方关系及省际财政关系协调，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1] 本文主要从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征地纠纷(征地补偿标准问题)展开，不讨论村庄集体内部围绕征地补偿款的具体分配所产生的纠纷，如村庄集体截留征地款的比例和额度争议、参与征地款分配的村庄集体成员资格争议、外嫁女的土地权益争议等。同样，本文也不讨论失地农民与村庄集体之间的土地发展增益分配问题，暂且将他们视为同一的利益主体。
[2] 据报道，２０１０年郑州市的城中村拆迁改造中，原有房屋三层以下者按１∶１进行赔付，三楼以上者按３∶１或４．５∶１进行赔付。上至老人下至顽童，每人可以分到２００平方米的房子，折合市价１００多万元。有的一家分到６０００平方米的房子，折合市价２０００多万元。郑州１２４个城中村的拆迁，让很多村民一夜暴富，最少可以出现１５万个百万富翁。李凌：《暴富：郑州“城中村”拆迁将造就１５万个百万富翁》，《东方今报》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０日。
[3] 有学者并不否定漫天要价、大发横财的被拆迁户确实存在，但认为实际得到超额补偿的，大多与地方政府官员或开发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冯玉军：《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４期）。这种认识对征地拆迁纠纷缺乏实证了解。
[4] 刘俊：《土地所有权权利结构重构》，《现代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３期；胡兰玲：《土地发展权论》，《河北法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杨明洪、刘永湘：《压抑与抗争：一个关于农村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分析框架》，《财经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郑振源：《征用农地应秉持“涨价归农”原则》，《中国地产市场》２００６年第８期。
[5]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００页。
[6] 同上书，第１９５页。
[7] 孙中山：《孙中山文集》上册，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１９页以下。
[8] 林英彦：《土地经济学通论》，台北文笙书局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７４页以下。
[9] [英]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９１页。
[10] [美] 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吴良健、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４７页。
[11] [英] 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页。
[12] 周诚：《土地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４７页。
[13] 周诚：《农地征用中的公正合理补偿》，《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周诚：《再论我国农地征收的合理补偿》，《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
[14] 宋亚辉：《新权利的生成：以“户外广告发布权”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15] 前引[12]，周诚书，第３３４页以下。
[16] 前引[４]，刘俊文；胡兰玲文；杨明洪、刘永湘文。
[17] 德国民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２４页以下；日本民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８３页以下；美国财产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美]约翰•ｇ．斯普兰克林：《美国财产法精解》第二版，钟书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０６页以下。
[18] 同上引，我妻荣书，第２８４页以下。
[19] 前引[17]，鲍尔等书，第５６４页以下。
[20] 前引[17]，斯普兰克林书，第４９３页以下，第５８７页以下。
[21] 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４７页以下。
[22]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１３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７８页。
[23] [美] 查尔斯•ｈ•温茨巴奇等：《现代不动产》第五版，任淮秀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１页。
[24] ｓｅ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ｅｕｃｌｉｄｖ．ａｍｂｌｅｒ ｒｅａｌｔｙ ｃｏ．２７２ｕ．ｓ．３６５（１９２６）．
[25]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ｎ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ｐｕｒｐｏ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７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３１９－３５７（１９９６）；臧俊梅等：《土地发展权制度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农村经济》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2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有多种特定利益被上升为权利，如土地承包经营权、隐私权等。隐私权是一个由“利益”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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