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学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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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我国犯罪学研究来说，西方学界更多地依赖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一般来说，“犯罪实证研究方式包括个案研究、犯罪统计研究、比较研究、追踪研究等”[3]92。
个案研究是对于某一特定人或特定群体及其行为的具体资料的研究。个案研究以特定个人或特定群体为研究单位，侧重于考察特定个体与群体的家庭、环境、交友、教育、职业、经济状况等有关资料；个案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特定个体或群体的犯罪原因，进而加以控制和改善。
犯罪统计研究是根据警察机关公布的犯罪统计数据及
各级检察机关或法院的司法审判统计，从事整理分类与统计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犯罪统计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到相当细致、完善、成熟的程度，犯罪统计成为西方犯罪学研究的必经程序和不可动摇的学术传统。
比较研究是犯罪学对于罪犯的研究，必须与没有犯罪的一般人相比较；犯罪学对于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的研究，必须与社会正常行为相比较。否则很难找出罪犯和犯罪与一般人和正常行为有何不同。在西方犯罪学中，比较研究大多以不犯罪的普通人为研究对象，亦可以两组不同犯罪类型的罪犯，从事比较研究。追踪研究源起于监狱行刑效果的追踪调查，即调查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犯率及其再犯的因素等。追踪研究乃是考察一群犯罪人的某一段生平经历，是一种动态的实证研究。时至今日，追踪研究已经成为对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研究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
三、中国犯罪学的现实困境
我国一贯坚持严厉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立场，改革开放后历次“严打”运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思想的提出、践行，均反映出我国政府应对犯罪问题的智慧。在新中国成立近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应对犯罪的理念在不断更新，制度日趋理性和科学，具体措施亦不断人性和文明。可以说，犯罪学研究和犯罪治理实践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犯罪学研究是一帆风顺的。如前所述，新中国犯罪学主要是在改革开放30年间获得发展的，对一代学人来说，30年时间基本能够穷尽一代学人的智慧与精力；但对一门学科来说，30年时间还不足以使其由萌芽阶段马上过渡到成熟阶段，30年时间尚不足以发展出成熟、完善的犯罪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客观地说，我国犯罪学经过30年的发展还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也可以说，我国犯罪学的发展正遭遇某种困境。
（一）外部困境
1.政府重视不足与司法体制的制约
外部的困境是指由各种具体影响犯罪学学科发展的外在因素所构成的问题。在范围上，外在因素包括除犯罪学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外的一切因素。它涉及国家对犯罪学的基本认知和态度、体制因素、历史因素及现实因素等。
一方面，国家对犯罪学的重视程度不足，这是困扰犯罪学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虽然不能说国家忽视了犯罪学的学科建设，但是与刑事科学中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分支学科相比，犯罪学的受重视程度明显不够。国家的这种潜在态度直接导致对各门学科在体制层面的安排有所偏颇，犯罪学学科定位的现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情况。
根据我国高校专业设计目录，“法学”为一级学科，“刑法学”和“民法学”等学科为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以下的学科被列为研究方向，也称三级学科。犯罪学就属于“刑法学”之下的三级学科。我国有学者指出：“把犯罪学列为刑法学之下进行学科管理，不仅限制了犯罪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削弱了它对刑法学的宏观指导作用。”[4]当前国家所认可的学科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限制国家对犯罪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也势必会从宏观上影响犯罪学的理论研究与犯罪学对社会生活的指导。以我国当前的国情，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更取决于政府的重视与大力支持。
另一方面，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中，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因具有实在的基本法律支撑和明显的应用性而处于“显学”地位；犯罪学在刑事司法体制中还未获得稳定的立足之地。犯罪学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边缘化（或称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的“失语”），也导致犯罪学难以通过司法制度的路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较大的影响和作用，导致犯罪学的理论成果和智慧结晶长期囤积于学术圈难于传播，也势必限制犯罪学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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