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学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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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进行适当的中国化。西方犯罪学理论和发展经验的中国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这是中国犯罪学与国际社会交融和接轨的过程，也是中国犯罪学的自我反思和改良的过程，还是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走向成熟和理性的过程。在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全面了解和体察西方犯罪学的理论成果和发展经验、理性把握西方犯罪学的最新发展趋势，这是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而将西方理论成果与中国犯罪学本土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增长紧密联系起来，以中国特定的犯罪问题为对象、以中国转型社会的综合环境为场域和语境、以坚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进而将西方理论有机体察、筛选、梳理、运用，这是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发展模式。③
（二）促进有中国特色犯罪学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犯罪学理论过程中，我们需要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科际整合模式及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犯罪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应用，促进方法创新和知识整合的整合型犯罪学的形成。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犯罪学经过上百年风雨历程的曲折发展，已然形成了包括犯罪学基础理论、犯罪统计学、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被害人学、犯罪文化学等内容的枝繁叶茂的大家庭。犯罪学的发展史是一个方法单一到方法多元、知识储备薄弱到知识储备丰富与复杂、学说简单到学说分立及百家争鸣的学科成熟历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犯罪学保持生命力和活力经久不衰的秘诀在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犯罪学知识通过整合的方式不断得到扩充。而方法的创新与知识的整合是与犯罪学发展相互伴随、唇齿相依的两个重要方面。故此，我们应注重科际整合的研究模式及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犯罪学中的运用。
一方面，整合研究的基础在于学者对单个学科专业化的理解和掌控，所以对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精准掌握是犯罪学学者的基本要求，尽管单个学者难以掌握上述全部学科，但是掌握其中某一种学科还是力所能及的。只有充分体察和理解上述学科的知识、思想和方法，才有可能形成跨学科的反思与研讨。另一方面，整合研究的发展模式在于以合作研究的形式，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联合研讨特定的犯罪问题。这需要学者提炼出跨学科研究的连接点，以特定的连接点为研究范式梳理、提炼其他学科中有益于犯罪研究的内容，进而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和学术壁垒，弥补以往学科间条块分割的不足，拓展犯罪学的知识空间。
第二，将犯罪学理论研究与中国本土的犯罪治理实践相结合，面向犯罪治理实践的需要大力发展犯罪学的应用理论，推动犯罪学理论更好地应用于犯罪治理实践。
“犯罪学的学科价值在于提供与犯罪有关的知识，全面地认识犯罪，进而指导实践中的犯罪治理工作。”[2]80于是，犯罪学也需要更好地服务于犯罪治理的实践，进而发展出有意义的应用型犯罪学理论。这种应用理论是以犯罪学基础理论为指导的，并直接影响着犯罪治理的实践。转型社会为犯罪治理工作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一方面，犯罪学的应用理论需要更加贴近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整体环境，更加关注社会中产生及诱发犯罪的新因素及新的犯罪趋势，更加重视对具体犯罪态势和潜在犯罪人群体的把握。另一方面，犯罪学的应用理论需要更加注重对犯罪学基础理论的依靠，更加重视对犯罪原因与犯罪规律、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现象与犯罪类型、犯罪对策与刑事政策等犯罪学基本范畴和理论的理解。
第三，提倡、践行实证研究的学术传统，将实证研究作为犯罪学理论发展的基石，扩大实证犯罪学研究的影响。
犯罪是一种社会法律现象，其涉及大量的社会事实，所以从事实出发调查、整理和分析相关经验资料，有助于揭示犯罪问题事实真相。同时，犯罪学理论的科学性往往也需要经过实证研究的验证与考量。故此，中国犯罪学需要面向实证性研究发展。实证研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资料收集困难以及开展实证研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故此，我国开展实证研究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获取实证研究资料需要得到国家有关部
门的帮助与支持。在我国涉及犯罪问题的数据与统计资料往往由国家有关部门整理和收集，离开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大面积且长时段的实证研究根本无法展开。另一方面，实证研究需要讲究技巧与方法。如前所述，实证研究的方法包括个案研究、犯罪统计研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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