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犯罪学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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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犯罪学发展遭遇历史的断裂
在外部困境中，我国犯罪学发展的历史断裂是正视当前困难所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由于法律虚无主义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新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刚刚起步，就被迫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内竟然没有成立过一个专门研究犯罪问题的机构，更没有一所高等院校开设犯罪学课程；有关犯罪学的学术论文数量较少，对犯罪问题的研讨尚未脱离阶级分析的限制。
严格地说，我国犯罪学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仅有二十几年的时间。尽管在此期间犯罪学发展较快，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犯罪学研究曾存在过30年的空白，这至少耗费了一代至二代学者的学术生命。历史的断裂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我国当代犯罪学研究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犯罪学研究都是在重续历史，在补因历史原因落下的课。
3.社会转型中犯罪浪潮的挑战
在外部困境中，我国犯罪学研究所面对的社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急剧变迁也是当前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市场经济下的贫富分化在不断加剧；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紧张、失范①以及不可预期的偶然因素在增多。
尽管对转型社会来说，社会矛盾与犯罪率攀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切足以使犯罪发生的环境和原因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也导致犯罪控制和预防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可以说，我国犯罪学主要研究的就是转型社会的犯罪问题，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犯罪问题又是一个广泛的“问题域”。毫无疑问，对于地广人多、犯罪总数与涉案人数较大的中国社会，此时的总体犯罪规律将更加难以把握，我国当前犯罪学研究所面对的现实外在环境相当复杂。
（二）内部困境
内部的困境主要是指我国犯罪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其主要涵盖对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方法不足和资源狭窄等因素。
1.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关于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学科建设不足的问题，有学者曾将其理性地概括为，“我国犯罪学理论体系不严整、理论内容不严密、缺少必要的学术范畴和理论抽象不够”[5]。在犯罪学研究中，这种基础理论的薄弱较为常见，而且对犯罪学的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一方面，尽管犯罪学界就犯罪学与刑法学关系的问题已取得一定共识②，认为犯罪学并非隶属于刑法学，而是独立的刑事科学分支学科；但犯罪学中犯罪含义的理解一直未获得理论上的突破。犯罪学主流的观点坚持犯罪学中的犯罪定义不同于刑法中的法定犯罪，犯罪的概念包括犯罪的法律概念和犯罪的社会学概念。[6]319-320笔者也赞同这种主张，这样在坚持犯罪的社会学概念的前提下，就必然得出犯罪学中的犯罪除了包括法定犯罪以外，还包括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越轨行为。但是目前却缺乏限定社会越轨行为的标准。因此，犯罪学中社会越轨行为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导致犯罪学中犯罪的含义长期得不到完整、严谨和科学的论证。
另一方面，西方犯罪学理论的中国化严重不足。犯罪学理论基本上是由外国人创建，并基于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实践产生、发展的。它们立足于对犯罪规律的深层考察，无疑具有一定的普世性；但它们也具有浓厚异国文化基调和社会背景，因此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对于普世性与地方性交织、融合的犯罪学理论显然不能直接采用“拿来主义”；为解决中国的犯罪问题，必须对上述理论进行中国化。目前，我国犯罪学研究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还集中于根据中国国情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犯罪学理论体系，显然对于国外理论的中国化我们才刚刚上路。
2.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不足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在科学研究中长久以来就扮演着分析工具与研究路径的重要角色。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包罗广泛、种类繁多，但在这些方法中，实证分析是犯罪学最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然而，我国犯罪学研究在实证方法的运用上还存在较大的问题。
刑事人类学派的一个历史贡献就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正如菲利所说，“实证犯罪学和古典犯罪学两者相比，他们各自说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7]183菲利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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