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民事检察监督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关系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应仅限私权领域。涉及公权行使以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场合，或者有涉公序良俗之情形，不得由当事人任意处分。若当事人滥用处分权，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破坏公序良俗，而法院却基于审判权的被动性不加干涉，检察机关就应当及时监督，促使法院通过再审纠正错误判决。二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负有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职责，只要法院的审判活动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属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范围，人民检察院就必须监督，这种监督权的行使和监督程序的启动，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条件。三是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审判活动的权力，既是人民检察院的权力，也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其行使与否，不以当事人对私权的处分为转移。

　　再次，关于民事检察监督与裁判既判力的关系问题，应当做如下理解：既判力的价值功能大致为诉讼 经济 、法安定性和审判权威。但这三个价值功能，都必须服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价值目标，服从民事诉讼的目的。无论就民事实体法还是民事程序法来看，正义都是其首要价值。对于少数因存在重大瑕疵而失却正义的裁判，检察机关对其进行监督，是在维护正义的价值目标下展开的，因此也是符合民事诉讼目的的。[1]

　　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检察监督的坚持和完善，说明立法者是支持这一制度继续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因此，有关民事检察监督存废的争论，将会告一段落，检察机关应当不负立法重托，认真、谨慎地践行其监督职责。当然，在监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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