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协力地发掘而且改造这时代的精神”。尽管他的有些表达不尽相同，但对文艺的政治功利性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晚年在总结自己的文学批评时，胡风说：共性是包含在个性中的，只有通过对个性的评析才能体现共性，自己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决不用大原则(政治性)当作帽子去乱戴或当作棍子去示威，而是把它当作引线去分析作品的真实性或真实度”。联系他30、40年代撰写的大量批评文章，应当说这种总结比较符合实际情况。那些文章，尽管有相当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但他大都能够“通过自己的精神能力迫近它，把捉它，融合它，提高它” ，通过一定程度的艺术形象的探讨表现出来，从而实现“透过法则的世界去游历世界”的批评目的。编辑：www.ybask.Com 。
他的批评基本上都是结合具体的文学(以及艺术)实践进行评价，论述起来都感觉相当充实。
　　而在这三篇影评中，情况似乎有了比较大的变化。《生活在发言》一文，不仅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工人们遭受的那种“王钱奴隶”的命运，美帝国主义对日本本土的占领和对日本人民的残酷经济掠夺，以及日本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垄断资本的利益，心甘情愿地让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把本国中小企业都压得走向崩溃的形势，而且还以政治性的思维评说毛利的生活出路。在《人道在控诉》中，胡风认为影片表现了一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可以说，在那个六岁的儿子布鲁诺身上是凝成了一条主线的”。认为该片与《不，我们要活下去一样》，同样是以“真挚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表现出了生活的真实，也同样是向企图用扩张政策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美帝国主义者提出了痛烈的控诉”。在《历史在作证》中，则通篇以完全政治化的小标题结构全篇，“复活了的历史”——“真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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