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胡风１９５４年的三篇影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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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三篇文章来说，基本上体现的是这种直线思维的路子。它们比较多地停留在陈述影片故事或情节的内容，字里行间用的是比较感性的文字，有时干脆用一些具有相当政治色彩的媒体化语言来加以议论生发。《历史在作证》中评说影片中的两个人物的奋斗时，“友野的奋斗却是代表了人民的需要的，因而是真正能够动摇反动统治的反抗，即使在他身上并没有形成政治上的目标，即使他的奋斗精神所代表的要求要在两三个世纪后才能在政治上开出花来。”《人道在控诉》中评议主人公西里的失业时说：“不仅在意大利，在被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所统治着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面，这是极普通的小小悲剧，但在这个极普通的小小悲剧里面，我们痛切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怎样不见血地奴役人、摧毁人的冷酷力量，被引发了从感情深处要改变人物命运的斗争愿望。”这当然是理论评说，但距离艺术其实是比较远的，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理论性的探讨。
不过，必须指出，在《人道在控诉》中仍然有一则文艺理论的评说。在第四部分，胡风重申了“到处是生活”说：“生活并不神秘，生活随处都是，平凡生活中的真实也能够产生感动人的 力量。编辑：www.ybask.Com 。
但是，什么是生活的真实呢?在美学的意义上说，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往内容和感情发展内容，就根本不会有什么真实了……”这似乎超越了1948年提出的“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实际上，胡风20世纪30、40年代写的文学批评有相当强大的理论力量，显示出当时文坛上少有的理论的完整与通脱，不要说气势宏大的《论现实主义的路》、《论民族形式问题》，即使读一下他给文学界朋友的书信，像《关于“诗的形象化”》、《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等便可了然。1954年的三篇影评中理论思维的薄弱，现在看来也许是胡风有意识地在某些场合改变自己的批评风格所致。他那种相当优越的理论思维在这三文中未能展示。
第四，与上述理论思维的无力相对应，这三篇影评在语言运用上也呈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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