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WTO公共道德例外条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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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分别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32条已经取得“解释国际公法的惯例”的地位。“美国远程博彩案”专家组也开宗明义指出将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32条，就公共道德之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GATS和WTO协定的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对“公共道德”进行解释。事实上，专家组并未就上下文和目的宗旨进行考查，对上述解释惯例有所偏离。尤其明显的是，在对“公共道德”的范围进行界定时，专家组呈现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矛盾状态，既拒绝完全由成员方单边确定公共道德，也排斥存在一种普遍的公共道德。在“美国远程博彩案”中，美国提出远程赌博极易遭受有组织犯罪的攻击，未成年人极易受到远程赌博的侵害，而保护二者均属公共道德范畴。在“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中国指出基于文化产品的特质，含有《出版条例》第26条、27条规定的违背宪法基本原则，危害国家团结、主权和领土完整，煽动民族仇恨或歧视，诱导未成年人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等内容均属违反中国“公共道德”的表现。在“美国远程博彩案”中，专家组为了佐证美国保护“公共道德”的正当性，列举了一系列国家同样基于保护“公共道德”而对远程赌博的限制或者禁止措施。专家组这种偏向民族主义的立场与欧洲人权法院、欧共体法院的公共道德由成员方单边确定的观点基本一致， DSB甚至更向国际化或者多边主义前进了一步，尽管还比较谨慎。即便如此，DSB的这种偏向民族主义的立场遭到了各方的抨击，如民族主义学者认为通过比较其他国家有否以保护公共道德为由而采取限制或禁止赌博的做法有侵犯一国主权之嫌。
而国际主义学者则认为，允许一国任意决定公共道德的内涵和外延会破坏整个GATS和GATT的体系，会与这些涵盖协定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的目标背道而驰。Steve Charnovitz甚至认为，一国可以基于保护其领域外的“公共道德”而采取贸易措施，认为否定“公共道德”的外向性与《条约法公约》的本意不符，最好的办法是WTO运用国际人权法来统一第20条（a）款的含义。Steve Charn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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